张建永：我读沈从文

十多年前，著名作家李锐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唏嘘：

“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读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的这么深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难道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至于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人的大悲哀？……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

的确，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沈从文先生的历史贡献和他的文学以及思想价值的发掘、理解还依然远远不够。尽管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已经远去，他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却随着时代往前发展，越来越展示出无穷魅力。

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思想探索者的队伍中像沈从文这样孤怀独往，坚持思想和创作的个体独立立场的人并不多。尽管鲁迅先生说自己是“荷戟独彷徨”，但是实际上，那是指内心的孤独，他是有山头有团队的。不仅如此，他还有“必遵之命”的思想格局。也尽管很多思想家和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但是，他们大多数也仅此而已，没有完成对传统和西方思想及理论的“中国式个体审读”——那个时代，甚至还包括当下，人们总是被思潮和社会主流趋势所左右，思维方式不是被传统思想所裹挟，就是被西方思想、文化及政治制度所表现出的强劲影响力所驱驭。因此，面对封建王朝轰然倒下的当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的主流思维方式就是“拿来主义”。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尚且是这样认识问题，更遑论其他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一个“乡下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走向衰微时进京“赶考”的沈从文，靠着顽强到决死的精神，在皇城根下成长起来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他的成长史，这种靠着坚韧和顽强精神最后走向成功的故事在苦难的中华民族历史中实在是太多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乡下人”竟然浸淫传统而穿越传统，关注西方却决不照搬。在生活中，他有的是朋友、学生，也有同道者。但是，由于他在思想上——用他自己的话讲过于“板滞”，他从不相信任何没有经过自己生命和思想“个体性解读”的理论；不相信那些没有经过从中国立场发问，并经过社会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结果，在思想上，与几乎是一边倒（倒向传统或倒向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判然划界，他始终都是一个“不结盟者”，因而是一个真正的孤独的求索者。

正是这种所谓的孤独，铸就了沈先生能够在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学说泛滥四溢的时代，保持了思考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

很多人认为，沈从文的孤独始于他的作品被海峡两岸共同禁止发行的几十年。其实，这只是形式。应该说从他开始创作的时候，他内心所企望所思索的东西就十分“不合时宜”。他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对一切都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在各种时髦理论和各种团体互相争斗的时候，他从未放弃思想的独立。请记住，这种独立不是有意识地和别人表示不同，或者是对所有理论进行逆反式发问。这些都不难做到。难做到的是，这种独立是经过了自己“个体性审读”之后的独立，是在传统思想遗产和西方外来思潮中进行本体否定性穿越的独立：

“你得离开书本独立思索，冒险向深处走，向远处走。思索时你不能逃脱苦闷，可用不着过分担心，从不听说有人会溺毙在自己的“思索”里。”

沈从文所谓离开书本就像鲁迅所说的“不要读中国书”不是真正反对读中国书，只是表达一种对传统的决绝态度。沈从文在这里是要强调对书本、涵盖在书本里的所有理论、主义都不要采取“拿来主义”，而是要放到现实的生活之中去秤一秤，然后方可肯定或否定：

“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生命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蠧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带了一把尺，一把秤”这就是沈从文之所以能够独立思考的思维立场和起点。这种思维方式现在看来和胡塞尔的现象说有点相似。即思考问题时，要将原来先在的思想成果悬置起来，力求不受它的影响，而专注于个体自身对对象的感受，并尊重这种感受。这样的思维结果能够保持思考者的个体认识，而不受别人观念的影响。十分遗憾的是，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热闹非凡，声音杂多，但是几乎难以冲出两种格局：一种是坚持传统，用传统救中国；一种是对西方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照搬西方。这种一哄而上的思想潮流透露出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性，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艰难性。从思维的本质看，无论把传统或是西方思想当成疗救积贫积弱中国的良药，无异于刻舟求剑，不能触及中国现代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捍卫传统还是打倒传统，接受西方还是拒绝西方，中国知识分子都还没有能力展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思维方式和思想武器都来自西方。少年中国的张狂与反叛裹挟着不可避免的幼稚，思维被焦躁和渴求所左右。用胡适的话说，整个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以价值重估为特征的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要推翻一切，要尝试，要判断，要批评，要怀疑，根据新标准去评价旧事物。在这价值重估的过程中，任何事物，不论怎样高贵，也不论怎样低贱，都应重新估价。婚姻、同居、守寡、就学、基督教——没有一样神圣得可以不接受人们批评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怀疑、批评、反抗的时代”。这种扫荡一切的思想方式成为一种时髦的精神武器。民国元年以后，中央政府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变换，政治性人物正在为权利勾心斗角，还无暇顾及对自由知识分子的管束，人们对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旧体制的反抗和批评是比较自由的。但是，说到底，这种自由还只是形式上的自由。用吴炫的话说这只是“中国平面化自由的现象”。这即是说就算制度能够包容可以自由地说话，那也是自由地说着别人的话而已，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自己的“观念批判与创造”。在思维和思想层面上看，中国还没有迎来真正的自由时代。

而这个时候，刚刚踏上北京的沈从文从辜鸿铭的一次演说中，就开始朦朦胧胧地感受到自由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那次演讲，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清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剪下它可能很不容易！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仰：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

请注意，“独立思考”常常被理解成一种思维态度，但是沈从文把它当成“信仰”。这可能就是构成沈从文独立性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独立思考”一旦成为信仰，就必然构成了思维的内核，成为思想的本体性内容。这样一来，所有“思”都必须经由个体生命实践的咀嚼、吞咽，然后才可以进行批判、否定和建构。这种信仰才是真正的“主体的自由”，表明思维的主体不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他用生命感悟，用逐渐成型的属于自己打造的秤和尺来度量事事物物。在故乡，他那种独自求生的独立性，那种在各种战事和争端中见到血液、人头拌合着的欺骗和权势之后的厌恶和醒悟，那种湖湘文化、巫楚文化、苗汉杂居区域文化中对使命、对生命的万般执着和近乎宗教般神性的坚毅，都被装在灵魂中携带到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当他的思想和“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碰撞接榫之后，竟然演绎了他一辈子都没有放弃的文化思想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沈从文从乡下来，怀了一颗单纯的理想，带着一大堆疑问，向“五四”学习来了，他的心理没有士大夫做官的阴影，没有传统名士的派头，没有海归学院派的张狂放肆。他也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努力成为官员，领袖和大师。他总是说：“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因此，他的兴奋点不在看风潮的动向和某种势力的强弱，也不看当红理论的万众拥戴和传统思想的江河日下，他怀着对一切好奇和怀疑的态度，带着一切从生活中取证的思维方式，独自独立地思考着：“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而这个时候“五四”精神中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和“科学”，以及个人主义、个体精神等等正好暗合他的心里主张，加固了他的独立性。用凌宇的话说：

“信守看人论世的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任凭政治风云变幻，他抱定自己的信念，一动不动。当政治潮流漫向右边，他仿佛站在左边；而当河道更移，水流冲向左边，他仿佛又成了右翼。政治上的行情涨落丝毫没有更移他的立场。”

沈从文始终保持了这种思考的独立性，保持了“五四”最核心的价值和精神。他把自己对生活和对社会的独立思考与“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紧紧连在一起，始终如一地守护着独立、自由、民主的思想底线，哪怕夹在左右翼的巨大洪涛中，也决不放弃。这种独立性，放在文化思想领域，能够在去“从众性思维”、“依附性思维”方面产生根本性影响，能够开辟新的思维角度和创造新的思想成果；放在文学领域，独立性则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那种近乎“偏执”的独立性，使得他的思维一直保持一种非得用自己的认识去验证所有结论的态度，对一生中所迎遇、接收到的所有中国传统中的精神遗产和西潮，总是先“疑”，而后才决定“信”与“不信”。这种由“疑”而后“信”的“信”，与那种无“疑”就直接“信”或不“信”的信，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没有经过自己个体性理解的穿越，基本上受社会潮流的影响和遮蔽。后者，任何思想、口号、理论都要经过自己个体性理解的穿越。

展开沈从文的思想版图和文学版图，可以看到他在坚守自由知识分子身份和独立性原则下所呈现出的一条清晰脉络：以固执的态度，始终对政治保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对滥用权力极其憎恶。但是又常常以童真般的热情和愤怒引发文坛的政治性争论，把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关怀转化成政治性诉求；他深深浸淫优美、典雅和淡泊的道家思想之中。但是，又能超拔出来，以积极的入世态度，把感情浓浓地挥洒在对社会现象的激烈批判中；他以强烈社会责任感、民族道义感对各种残害人民、毒害民族的思想、制度以及政府行为发动进攻，显示出儒家的思想逻辑。但是，他从不把灵魂固化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中，保持自然生命的一份庄严和灵性；在万众都以西潮为坐标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他在西方思想传播得如火如荼的当口积极加以学习的同时，“自由的思考”的个体性独立原则使他深刻看到“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以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是出于少数人的霸权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后都有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因此提出“重造民族品德”的方式，以促进民族文化的新生。他穿越中西文化思想，穿越儒道基本教义，穿越思想、文化、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构筑了自己文学观念的坐标体系。

在他的全部“湘西想象”中，他没有丧失文学的主体性，他的“湘西想象”就是对这种客观性主体进行“文学性”穿越的巨大成功。由“湘西想象”构筑的“湘西世界”，一方面紧密黏合着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却又能够超拔出来，与之保持一定的疏离关系，从近处落笔，从未来远处眺望。他的《边城》、《长河》、《菜园》、《柏子》、《贵生》等等许多作品，都有一种与所谓的“严酷”现实保持距离的文学性眼光，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张力和弹性。对那些以为只有直接写战斗和压迫，或直接写风月和性才是好文学的观念，他进行坚决地反驳：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面对许多批评家的质疑，沈从文甚至有点无奈地说：

“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够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够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对于只习惯把作品当成现实政治和文化的直接图解者来说，沈从文的“湘西想象”当然无法满足他们的政治性诉求，而被左右翼作家联合夹攻。但是他的作品由于经过他个体化审美批判，却可以为我们从更深处提供思路和想象，为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式提问，提供紧贴中国土地的回答。

沈从文的作品，无论是早期的作品或是成熟时期的作品，都有一条不能忽视的脉络，就是对民族、国家、人民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关怀；对思想、文化和政治有一份独特的解读；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例如传统和西方、文明和守旧、先进和落后、城市和乡村等等关系，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他没有功利化地进行化约式解答，而是“向深处认识”，“向未来张望”，保持独立和保持高度。比如《边城》，沈从文不提供激烈的阶级斗争观念下的农村社会现状真实性描述，而是以一种疏离感，把翠翠的悲剧隐忍藏在近乎道家境地的描绘之中。但是，翠翠的悲哀你能忽视而无动于衷吗；《菜园》中，革命者被杀戮的故事没有被直接写出来，不是沈从文见不到血淋淋的残酷性，而是他看到的是更为深刻的社会麻木，小说平静描述中隐含着巨大的悲恸，比起鲁迅的《药》来说，一点也不逊色。作品对人的震撼力犹如地心的熔浆冲决地壳一样，有着持久而巨大的影响。倒是一位青年学者比很多看似“伟大”的批评家要目光精准一些，他看到了沈从文“湘西想象”的深刻意义：“倘若进入沈从文小说情节模式的分析，不难看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昭示的并非一方孕育健康人性的沃土，并非‘少年中国’的想象的投射；相反是一方乐土逐渐失去再生能力的，需要拯救的‘荒原’”。

沈从文是独立的，是屹立在中国文坛上思想独立，文学独创的一个伟大坐标，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从人类未来的高度上观照这位老人，他的精神遗产越来越显示出深刻伟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按照别人思想来思考的国度，则尤为重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复兴思考的力度，思想的强度，而这都必须是独立自由的大脑才能完成的。这或许就是我所理解的沈从文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