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痛别33院士：造氢弹控卫星殚精竭虑，研新药治顽疾义无反顾

1月4日，又一位院士陨落——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教授蒋洪德，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78岁。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们已痛别19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1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的离去让人不舍，他们的故事更催人奋进。

他们之中，既有“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也有中成药“急支糖浆”的开发者、“为百姓做霓裳”的化纤技术专家；有的从西南联大的战火中淬炼出顽强意志，有的自幼长在异国他乡，却将漂泊半生之后的“归根之日”，视为第二个生日；有人敢于直谏，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首倡者；有人一生清贫，却将毕生攒下的880万元积蓄连同自己的遗体都捐给了祖国的科教事业。

在他们之中，30位是男性；也有3位巾帼不让须眉，在学术的天空留下了个性风采。他们大多数已至耄耋之龄，最年长的汤定元院士出生在“五四运动”次年，享寿99岁；但也有两位在花甲之年溘然长逝：心血管外科学专家高长青，因病医治无效，逝年59岁；北京交通大学原校长宁滨，在赶赴世界交通大会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不幸未能救回，享年60岁。

在新年到来之际，我们呼吁再一次深切凝望，凝望这群笃志报国的赤子、登攀不止的泰斗、桃李满园的师长，我们期待后来人传承进取，奋发前行。

造氢弹、控卫星 他们为实现“强国梦”无私奉献

2019年去世的院士中，有多人曾为推进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锻造改革发展的安全屏障而殚精竭虑，甚至长年隐姓埋名。

上世纪60年代初，核物理学家于敏（1926.8.16-2019.1.16）接受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委派，成为“轻核理论组”副组长，带头开始了氢弹研究。1967年6月17日8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此后，于敏继续隐姓埋名，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先后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改革先锋”称号等。2019年9月，被追授“共和国勋章”。

几乎在于敏投身国防科技事业的同时，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核物理专业学成归来的汤定元（1920.5.12-2019.6.3）主动“请战”，带领一个18人小组开始了探索我国红外技术的“绝密任务”，研制出硅太阳能电池、温差制冷器、热敏电阻红外探测器……这些成果被应用于多种军用、工业、科研设施，以及人造卫星的制造上，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做出卓越贡献。

汤定元院士。

李济生（1943.5.31-2019.7.28）是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他用一生将卫星定轨精度从2公里提升至100米、10米、1米，乃至目前的厘米级，建立了中国卫星测控精密定轨系统，同时也为“神舟”无人飞船的发射试验中的轨道确定，以及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轨道基础。

张嗣瀛（1925.4.5-2019.10.4）致力于现代控制理论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他在我国“红箭-73”反坦克导弹的研制中，解决了该武器控制系统的关键问题，在3000米远活动坦克的正式打靶中达到十发九中。张嗣瀛曾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国防我们强大起来，经济我们全面上去”。为此，他努力到生命最后一刻。

研发5G、急支糖浆 他们以毕生学问普惠人民

从物资短缺、百废待兴的年代走来，许多院士将“入海采珠、献珠于民”作为宏愿，盼以毕生学识造福百姓。

新中国成立初期，亟待解决的是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季国标（1932.3.1-2019.9.5）正是因此被国家选派，先后赴德、英学习化学纤维工程技术，归国后，参与了国内四大化纤基地的建设。1984年，他就任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努力推进传统纺织和化纤工业的高新技术改造。直至2011年接受喉部手术之后，还在病床上写出密密麻麻的三页纸交给探病者，纸上写满他对中国化纤产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孙忠良（1936.8.26-2019.6.29）曾为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领头人。这种波长在1-10毫米之间的电磁波，由于“带宽”优势，常用于雷达、通信等领域。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的毫米波研究在传输和辐射、系统和应用、新型器件研制等方面均有显著突破。已正式商用的5G技术，正是该项研究结出的果实之一。

2019年，我们还失去了多位医界国士。

上海名中医沈自尹（1928.3—2019.3.7）曾开发了“急支糖浆”、“补肾益寿胶囊”等新药，被公认为我国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开拓者之一。直到去世前，他仍坚持出门诊，且只按普通门诊的价格收费。

心血管外科学专家高长青（1960.1.1-2019.1.8）生前为解放军心脏外科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和亚洲机器人微创心脏外科的开拓者之一，并从解剖学角度入手，降低了冠心病室壁瘤手术的死亡率。

去世时年仅59岁的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高长青院士。

田波（1931.12.25—2019.12.15）早年致力于植物病毒学研究，他参与制定的马铃薯脱毒、抗类病毒方案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上世纪90年代，他转向医学病毒学领域，为研发慢性乙肝、肝癌的治疗药物提供了新策略。

宁滨（1959.5.1-2019.6.14）长期从事高速列车、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干线铁路列车的运行控制系统研究，是我国铁路6次大提速的幕后功臣之一，并曾于2008年3月至2019年5月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2019年6月14日8时57分，他乘坐的小型普通客车在变更车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抢救无效去世。事故发生时，他正在赶赴世界交通大会途中。

钻研混凝土、痴迷声光电 这些女院士不让须眉

在2019年去世的33名两院院士之中，共有3位女性，她们的成就与男性同行相比毫不逊色。

孙伟（1935.11.16-2019.2.22）是我国混凝土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身为土木工程材料专家，她带领团队实现了传统混凝土在力学性能上的飞跃，先后承担了长江三峡大坝、南京长江二桥、南京地铁等重大工程项目，每个项目都要亲往现场多次勘察。孙伟常说：“男同志能够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她所带的第一位女博士生张亚梅，后来也留在了她的教研室，如今该教研室已成为省级“巾帼示范岗”。

孙伟院士。

与孙伟同日去世的物理学家王业宁（1926.10.4-2019.2.22），自少女时期就痴迷“光、声、热、电的世界”，后如愿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并在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59年，她独立发现了金属物理领域的一种相变内耗规律（今称“王氏定律”），同年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她的丈夫林醒山也是科研工作者，商议之后，两人把工资的大半拿出来聘请保姆，换得各自发展事业的时间。学界普遍认为，王业宁一生在凝聚态物理材料等方面，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1994年，她被授予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先进工作者“金牛奖”，寓意“不待扬鞭自奋蹄”。

194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身穿学士服的王业宁拍照留念。

胡亚美（1924.4.27-2019.10.3）出生于旧中国的书香门第，儿时读过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等，激起了她对贫弱儿童的怜悯之心。1947年，她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进入由“中国儿科事业奠基人”诸福棠创立的北平私立儿童医院（今北京儿童医院），挽救危重患儿无数。上世纪70年代，她将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儿的五年无病存活率提升到了74.4%的国际先进水平，让小儿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因此，被誉为“白血病儿童的福音”。

义无反顾回国报效，这些海归赤子令人感佩

2019年离世的院士中，不少人曾在国外有着优厚的待遇和平稳的发展通道，却还是在祖国有需要时抛舍一切，用血汗将一个或多个学科领域培植壮大。拳拳赤子心，令人感佩不已。

王补宣（1922.2.5-2019.8.31）是西南联大走出的工学学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从美国普渡大学取得硕士学位，随即乘船归国，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工作，倡议组建了国内第一个工程热物理本科专业，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工程热力学》教科书，为该学科的发展做了一系列基础性和开创性的贡献。

李恒德（1921.6.30-2019.5.28）1947年在美国卡尼基理工学院硕士毕业，次年接受美国海军研究局委任，对原子能、宇航等工业所需的金属铍（Be）进行研究，1953年获博士学位。翌年12月，李恒德放弃已有的科研条件和每月500美元的高薪回到中国，后于清华大学创立我国首个核材料专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晚年他谈起这个选择时说，能作为一个中国人为国奉献，在他看来更有意义。

陈家镛（1922.2.17-2019.8.26）于1947年公派赴美留学，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1954年入职美国杜邦公司下属研究所，待遇优渥。仅两年之后，他听闻周恩来总理的“归国号召”，毅然携妻女回国，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今过程工程研究所），此后，带领同事奔赴各地矿区，对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多种有色金属矿藏进行湿法冶金研究，成果无数。他也是中国首批博导之一。

1955年，陈家镛夫妇与两个女儿在美国照相馆留影，次年全家归国。

孔祥复（1942.9.4-2019.6.17）生于重庆、长在台湾、成名于美国。1981年，他参与研制出了可用于临床治疗的α干扰素，至今是艾滋病、乙肝、丙肝等病毒性疾病的有效药物。但孔祥复一直盼望归乡。他先是在1997年接受香港大学的聘请，迈出回程第一步；2010年11月5日，终于如愿被家乡的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研究所聘为终身教授——这一天，也被他当作“第二个生日”。

这些创业者“白手起家”，在无路中走出一条路

几十年前，我国教育学科体系初建时，许多科学家所承担的课题都无前例可循，只能凭自身努力硬闯出一条路。如今我们走在坦途上，不应忘记这些筚路蓝缕的创业者。

常言道“趁热打铁”，但在现代工业生产中，这种工艺费时费力，且出品质量难以保证。1959年，时年26岁的阮雪榆（1933.1.6-2019.2.3）受命转向“冷挤压技术”研究，经过数年实验，在国内研制出了针对黑色金属的冷挤压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此后，他又主持了汽车、造船、装备等领域的多个国家级项目，被推崇为“中国冷挤压技术之父”。

容柏生（1930.8.27-2019.5.11）是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组建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他是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始祖”，成功为广州上世纪70年代最高的建筑之一、15层的广州海运局通讯大楼设计了建筑结构，而后又主持设计了广州白云宾馆、深圳亚洲大酒店等地标式建筑。他在退休之后创建的事务所，后来设计了广州珠江新城CBD内的多座摩天大楼。

土生土长的广州籍院士容柏生。

林宗虎（1933.5.13-2019.12.21）是我国锅炉专业首位研究生，毕业后带队赴上海锅炉厂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直流锅炉，一生为推动我国热能工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设计需要，他历时多年总结出了测量气液两相流动流量的通用公式，如今在国际上被称为“林氏公式”，有着广泛运用。

曾融生（1924.8.16-2019.10.22）在国内率先应用地震面波的相速度来研究地壳构造，倡导和主持了一批重要的地壳深部探测计划。他亦是我国固体地球物理学科的开拓者，于1984年出版的《固体地球物理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地论述固体地球物理理论和应用的经典著作。

李玶（1924.3.20-2019.9.10）是新中国最早从事地震构造研究的地质学家之一，为三峡大坝、丹江口水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国家重大工程的选址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在此过程中，他对断层活动性鉴定方法等的系统性研究，也有力推动了我国工程地震学和活动构造学的发展。

李玶院士。

陈星弼（1931.1.28-2019.12.4）是我国第一批学习及从事半导体学的人员之一。1956年开始在新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任教，是电子工业部“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学”专业的第一个博导。中国科学院称其为“中国功率器件的领路人”。

正直敢言、无私忘我 他们的品行垂范后世

很多院士，不仅为我国的科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以其崇高人格，为全社会留下了精神财富。他们或正直敢言、勇于担当，或脚踏实地、躬耕奉献，或一世简朴，公而忘私……他们既是表率，也是脊梁。

查全性（1925.4.11—2019.8.1）是我国现代电化学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据其多年教学经验编著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被公认为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的学术著作。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曾向邓小平面谏，“马上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梁敬魁（1931.4.28—2019.1.19）一生在结构化学、材料科学和固体物理的交叉前沿领域默默从事基础研究，为我国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物质条件。他倾心培育后学，指导的学生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思深，以及数位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

2007年2月梁敬魁院士与部分学生合影（后排右二为解思深院士）。

陆士新（1929.12—2019.12.6）以“发现我国食管癌主要致病元凶”著称，在这背后，是他对于人民健康的长久挂怀。为找出河南林县（今林州市）食管癌畸高发病率的病根所在，他在当地的近5000口井上做记号，采集了翔实数据。最终，他的研究成果落地为“五项防癌措施”和食管癌防治体系，极大降低了当地食管癌的发病率和致死率。

2018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成为探索微观世界的又一国之重器，物理学家章综（1929.5.16-2019.8.27）即是该项事业的倡导者和旗帜性人物。他一生低调、埋头科研，很少做公开讲话，也几乎未接受过采访，但他却为公众主编了两部科普书籍，分别为《我们生活在磁的世界里——物质的磁性和应用》和《触摸无形的物质之网》。

河流泥沙科学专家韩其为（1933.11.2-2019.10.1）仅有初中学历，但他以现场调查为基础建立的数学模型，在全国的大江大河、大型水利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川江调查时，他测量和敲碎了滩上的数万颗卵石进行分析；其专著《水库淤积》的写作历时30余年，凡95万字。

金国章（1927.6.6-2019.1.29）是著名神经药理学家，他证实了镇痛中药“延胡索”的主要有效成分为“l-THP”，并发现其有安定作用，该成果被誉为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典范。金国章生性简朴，他的实验室中有一台用来存放试剂的冰箱，购置于1983年，已经服役了36年；身边的技术人员回忆，如果打印文稿时剩下半页空白，他习惯用小刀裁下，放在书桌右手边的抽屉中，供下次再用。

1959年10月1日，金国章院士受邀在天安门观看了国庆十周年阅兵式，终生引以为豪。

著名作物科学家、华南农业大学老校长卢永根（1930.12.2-2019.8.12）也因一生秉持近乎苛刻的俭省，被师生敬称为“布衣院士”。但在2017年，已身患癌症、病体孱弱的他和夫人徐雪宾将十多个存折内的毕生积蓄8809446元，全部打入华南农业大学账户，这是华农建校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去世后，他的遗体也无偿捐献给了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

2019年8月12日，学生自发来到华农院士广场卢永根院士的雕像前悼念。

勇于“归零”、创业不止 他们燃烧至最后时刻

老骥伏枥，步履不停。许多院士直到耄耋之年仍坚持科研和教学，甚至勇担重任“再创业”。

材料专家涂铭旌（1928.11.15-2019.1.1）曾先后任职于西安交通大学和四川大学，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培养博、硕士研究生逾百人；年过八旬之后，他接受重庆文理学院的聘任，从头开始指导该校创建材料专业，十年间共写下100余篇与学科建设、学校转型、产业发展相关的报告，直到2018年仍不顾癌症，奋战在科研教学一线，帮助该校的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发展为光电材料、先进材料等领域的著名科研机构。

化学家卓仁禧（1931.2.12-2019.8.6）是我国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5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即分配至武汉大学化学系工作，其后不断攻克了国防及民生领域的多个难题，并以远见和热忱致力于学科建设，开创了生物材料这一时下热门的研究方向。2018年12月办理退休时，卓仁禧已年届88岁。

气象卫星专家孟执中（1934.12.16-2019.12.14）从1979年起开始主持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的研制工作，为之倾尽半生。该卫星的A、B星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发射成功，至1993年C星研制启动时，孟执中已近退休年龄，且健康状况欠佳，却仍选择扛住压力，带领航天“上海队”继续前进。最终研制成功的C星不负期待，在发射升空之后，正常运作长达7年；此后，他又主持了新一代气象卫星“风云三号”的研制，卫星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