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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间的花序

谢络绎

我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我不看此花时，此花与吾心同归于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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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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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时候我遇到一位画家，他就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在这之前，整个艺术圈没有一个人知道他。

他已经年过半百，但毛发乌黑，鼻梁上松松垮垮架着眼镜，需要不时伸出食指往上推。遇到什么事，这副眼镜就好像是一道障碍，会在第一时间被他摘掉。每到那个时候，他袒露出疲倦的眼睛，盯住空洞处一直看，很快就能想出主意。在他诸多的解决之道中，不乏年轻人才可能接受的激进方式，对此他总是很得意，并且总结出原因：他可是最早通过智能手机看世相的时髦人士之一。然而，他又因为常常感到智能手机比他更像生活的主人而要砸烂它们。他把损坏的手机贴上粘胶，堆在一起，让小山的尖峰朝向窗外，从外面看，就像满满一屋子手机溢出来一样。他称这件装置作品为“智墒”。他疯狂地爱着他的创造。对于同行，那些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的人，他无端苛责，从不顾忌。

我在四位小有名气的画家联展上第一次见到他。

他一个人站在展厅角落，对一幅大家公认的杰作发表攻击性言论。现场没有谁认识他。人微言轻，更何况说的都是不留情面的话，自然有人想要收拾他。策展人伸手拉住几位来宾，暗示他们一起上。作为策展人的朋友，我认为这样做的话，现场引发的骚乱很可能会盖过画展真正想向外界传达的内容，得不偿失，立刻上前制止。我的做法是装作那位颇具醉态的可怜人的熟人，惊喜地胡乱叫出一个名字，上前与他握手。他反过来钳住我的手，询问我的意见。

“难道那些不是垃圾吗？”

我一面哼哼哈哈敷衍他，一面将他带出展厅。

离开时我颇语重心长地说，贬低可是件太容易的事。他有些意外。事后他说，同所有引起他注意的人一样，我认真教导他的样子，注意，是样子，而不是那句话，使他感觉到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事后的话怎么编听起来都有道理，不过在当时，他确实迅速抛却玩世不恭的一面，态度庄重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邀请我去他的画室。

“如果那时你还这么说的话，相信你会很乐意选一幅画带回家。”

后来我才明白，他自命不凡，认为能画出他那样画的人，贬低起谁来都是那个人的福音。如果在那时我就深知他的套路，定然会毫不留情地侮辱他一番，驳斥他不知天高地厚。但是，一方面我的确被他的画震惊到了，另一方面，我还欠缺与男人打交道的手段——这一点时至今日也没能补上。我说，我收回之前的那句话，你有资格贬低任何人。我鼓励他举办画展。就这些？他摇摇头，说，不够，还有一幅重要的画没有完成，事实上……

他快速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补充说，我还没有开始。

那些已经完成的画摆在他的家里。一幢简单装修的三层别墅的顶层，在地板上，全部面朝墙壁放着，除了画架上正在进行的那幅。一开始，根本看不到有什么画。

下面一层恰恰相反，墙上不分区域，横七竖八，见缝插针挂满了画，别人的画。一般人走到那里就会被拦住，他对那些人说，到头啦。说到头真不为过，看看都是谁的画吧。一眼望去，我看到吴冠中的《双燕》，这可是在当年的拍卖市场中拔得头筹的惊人之作，起拍价七千五百万，成交价超过一个亿。他的另一幅价格低一半的同名同款的水墨也在列。当我看到它们，尽管从画家的家宅可以推断出他应该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但私以为，还不至于到能将这样两幅画的真迹收入囊中的地步，一幅都不可能。因此，我不过微微颔首，表示他品位不错，并没有像见到稀世珍宝时应该表现的那样，凑到画面近处，恨不得将每一块墨迹吃掉。然而接下来我还看到何多苓的《生命》，作为一名混迹江湖多年的艺术工作者，我非常清楚何多苓在市场上的表现。1993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会，《生命》流拍，十二年后，这幅画在广东拍到八十五万，九年后回到香港佳士得，拍出一千多万的高价。在这幅画的旁边我还看到《第三代人》，最中间的红衣女子如何先生常画的某诗人一样，有一副漂亮的鹅蛋脸，下眼白较多，天然具有一种冷峻深邃的意味。我记得，2011年它最后一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被人以两千八百多万的高价收走。

我转过头看他，我的画家。

从他递给我名片之时起我就知道他叫鲁开悟，这也是我一开始对他重视不起来的原因，这个名字用力雅致，用力到恶俗，给人一种时刻准备着修行却又不知所以之感，因此我跳过他的名字叫他画家。

我正要向他抛出我复杂的疑惑，他指了指窗户对面那面墙，我望过去，那里竟然挂着莫迪利亚尼的画，围绕着它，杂乱挂着培根和米歇尔·巴斯奎特的画。即使是赝品，如此规模如此逼真的复制品也让人感到不可能和虚假。但他接着，轻松又不无显摆地取下眼镜，拿在手里晃动两下，说：

“都是真家伙。”

仅仅是我注意到的那些加在一起就已经近二十个亿了。我一方面懂得一般人不会开这种玩笑，另一方面又拼命想要当这是一个玩笑。对于近在眼前的奇遇，我总是感到心虚。

画家看我不相信的样子，带着一种不被理解的孤傲神情示意我往外走。

他把楼梯转角处拦路的铁链放下来，等我和他走上两级台阶后，再转身重新挂好。这个动作使我跟他，因为进入了一个隔绝起来的空间而显得暧昧起来。我有些害怕，为自己鲁莽地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府邸感到不安。即使刚刚看到的那些画都是真的，我这样做就是对的吗？我问自己。我看重名誉胜过金钱。不不不，我已经动摇了。

我脑海里飞舞着莫迪利亚尼的《侧卧的裸女》，她橘黄色的肉体横陈在床，大方展示，这是她艺术上的天命还是作为一位普通妇人情欲的瞬间？我想起事前，画家竟然在我没有联系他的情况下再次来到我们相遇的画廊，在见到我的那一刻两眼放光，说如果这场展览结束后我再不出现，他便要放弃了。他照样贬损当天参展的画家。如此这般我对他有所好奇也是应该的吧？如此这般我来到这里也是合理的吧？绝对不是因为楼下那二十个亿，而且还是他号称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呢？而我之所以一直不愿相信，还与这幢建筑简陋的装潢有关。凡此种种，亦真亦幻，一时高贵一时低贱，我摇摇晃晃上得楼来。

迎面唯一能看到的画摆在画架上，处于待完成状态。

看到它，我所有的杂念烟消云散。

能确切地说出它好在哪儿吗？不能。任何一幅撼动人心的作品，就如令人不知所措的爱人，倘若你能说出他好在哪里，大概便没有真实的爱情了。真正的好，或者说，这世间任何纯粹之物，都是无法言说的，都只能上升为一种直觉上的心领神会。

那幅画被一些蓝色线条铺满，类似于克莱因蓝，但更明亮，即使在线条内部依然可以看出层次。在其中，一条红色发光的鲤鱼——也是一些线条，钩织交错，已经初具形态——跃向画面最右角，将要冲出去一样。尽管只不过画了大约三分之一，却足以令人惊叹。

“鲤鱼？”

“谁知道呢。”他否认。

接着，他将正前方一幅正好被一波阳光探照灯一样打在上面的画转过来。这次是红色线条，幽静神秘的草丛，一些猫眼蓝的眼睛荧火一样飞散在空隙处，线加点，满满当当，虚虚实实，撑满了整个画面。他走到另一侧，从一把堆放着颜料的旧椅子的阴影中抽出一幅画，面朝我摆好。又是蓝色线条，这一回它们像是一些漫无边际的念头，每一根条状神经上都缀着红色露水。他的画全是这种吗？蓝色与红色的混合物？没错，后面他调转方向给我看的每一幅都是这样的。他说，还差一幅，我准备画却始终感到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幅。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讨好他，像对每一位我欣赏的才华横溢的家伙那样，带着由衷的折服，赞美他是个天才。他并不受用这些，反而忧郁地沉默起来，末了说，我们走吧。

我提出想要再去楼下那一层看看。他瞪起眼睛，说，看过我的，你还会想看那些？哦，我有点发窘，说，只是随便看看，不看也行，反正也不是真的。

“是真的，爱信不信。”他厌烦起来，毫不客气地说，“那些你知道价格的和我那些你不知道价格的，能比较吗？”

他没有留我聊一会儿或是吃点什么，尽管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从进入他的别墅到离开，总共不过三四十分钟，时间短到根本无从判断什么，画跟人，所见的一切的真实性和它们降临的原因。

奇怪的是，回去之后，对于这场幻觉般的遭际，我没有产生任何向他人提起的冲动。像是一个海底宝藏被我发现了，我明白自己无力攫取，又死守秘密不愿被他人知晓，仿佛这样它们就是我的了。我将自己扔进去，放慢放大半个小时中的每一帧，沉浸在由此产生的让人感到迷惑的快感中。有时候我会猛一激灵，自问，如果那些画都是真的，这个有着三流和尚的名字的人到底是谁？

这是我一个凡夫俗子单纯对二十个亿动过心思的证明。

的确是一个让人癫狂，甚至犯罪的天文数字。先论感情，再对金钱下手，是这个套路吧。可我对自己的魅力并不自信。初次到他家，我惶恐于毫无戒备就跟他步入了看上去像是禁区的顶楼，结果人家不仅规规矩矩，还似乎有些不耐烦。男士们总当我这种时时刻刻一本正经的女性是空气，而我又没有办法不一本正经。我身上有枷锁，但到底是什么，我身上的枷锁本身就在限制我去寻找答案。所以打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成就自己什么。我想的是他的那些画。千真万确，一周的兴奋期内，我想的更多的是二十亿跟我有什么鸟关系，以及，顶楼的那些画，倒似乎以一种可以接近的方式在暗示着什么。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次机会。

很早很早以前，早到我到美院报到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这辈子我都不可能成为什么伟大的艺术家。看看身边的同学，他们敢于将阳具模型放到升旗杆上，敢于跟比自己大二十岁的裸体模特谈恋爱，无论笔下还是刻刀下，都奔流着超然物外的自由。掂量来掂量去，我因为自身的不可能，但体内又生长着不可多得的缠绵又全面的美感，便觉得待在艺术圈，为某些我所钦佩的艺术家服务，大约是有生路的。可这些年来，我看中的人不是自己中途放弃，转而成为家庭妇女或经营者，就是画来画去毫无进展，穷得连地下室都住不起。这位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画家，他那些只用两种颜色画出的画同他一起亮相会怎样？

首先，他的名字要改一改，“开吾”就好多了，避免了“悟”的目的性与当前的庸俗化。不不不，还是太直接，去了“心”，有自我解甲之意，可总显得装，让人厌烦。那么，“乌”怎么样？太棒了。它首先是一种颜色，与艺术相关，与万物相关，将所有光明的污秽的混在一起不就是乌吗？庞杂而深不见底。同时，作为一个拟声字，它又含有问诘和叹息之意，既有现实感又颇具意象。好了，就是它了。展览的名字叫什么呢？蓝色让人联想到河流，他也的确画的都是水。红色呢？我看着路灯下自己的身影。蓝色河流的红色倒影。

“什么？乌，那不是没有一点鸟用的意思？”

看来他是满意展览名的，否则不会只调侃一个乌字。但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他摘下眼镜，露出一对松弛的大眼睛，但眸子清亮，突然之间就盯着我，看得我好像一个罪人。

事情到这里就终止了。

这样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

我当时在美协一个朋友处喝茶。消息简要来说就是，画家的房子着火了。位置和别墅的样貌描述都对。报道称是家事，短短几行字，没有更多信息。我立刻给画家打电话。听见他的声音后我松了一口气。人没事就好。他问我怎么不问问别的。我说什么，什么别的？他说那些画啊，价值连城，怎么也不问问。我说，它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是非要我问，我倒关心楼上你画的那些。他哼笑一声说，你来看看就知道了。

几个月前还以一副虽不甚富贵，但至少体面，令一般人望尘莫及的形象示人的三层宅楼，变成了一个丑陋的老太婆。早春微凉的细风都要使它站不住了。真正是片甲不留。画家站在一个可以看到全景的地方看它，就像看一幅画。他转过身对我说，你还是不相信吧，那些画都是真的，只不过没有人知道，现在有人知道了，我就把它们烧了。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缓了好几分钟，我喃喃道：“你以为，以为我会打什么主意吗？”我没出息到一直在咽口水，“就算这样也没有必要烧掉啊！”

“画是我的，楼也是我的，我想烧就烧。”他极尽傲慢，“我说的‘有人知道了’指的不是你，你到现在不是仍在怀疑它们都是假的吗？我提防你干什么。”

我当然还在怀疑。

你看看他，要是真的，二十多个亿，他会是现在这副表情吗？焚毁后，竟比上次见面时平静多了，好像推倒的不过是一套仅仅用二十分钟就能搭建起来的多米诺骨牌，损失的只是二十分钟而已。而他不珍惜楼上他画的那些，倒在情理之中。我碰到过太多艺术家，一言不和就将自己的作品一把火烧掉，只不过，连着将画室也烧掉的却是第一次见到。这人是个疯子，我确信。我得赶紧离开。他却拉着我非要告诉我说，他要提防的那个人是他的女儿。问题是，这是在提防吗？不管她女儿的威胁有多大，他虽然彻底断了她的念想，却也葬送了自己，甚至，艺术。而被这所有问题围绕的核心是，那些画是真的吗？现在死无对证了。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他问我。

“不能太相信。”我告辞，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原地。

他却追上我，对我说：“那件事情，我同意。”

“什么？”我不解。

“画展。”

“画展？你拿什么办画展？”

“所有的都在。”他睨笑着。

又说：“相信我。”

我回过头。他摘下眼镜，捏在手里，脸上是一副透露出惊人秘密的得意表情。所有的都在。事情一下子变得有趣了。有了这句话，眼前这个人就不可能是疯子。

“不过，还差一幅，你得等我把它画出来才行。”

我就这样被他推着，在他计划好的步骤中配合着。

他对我说，从第一次见到我起，他便清楚地知道，我们将绑定在一起。这是宿命。他提醒我说，这种绑定不同于男女关系，而是，性格上最执拗那部分的相似性。我身上有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和同情心，相信好的艺术能与神对话，甚至就是神在发声，有能力鉴别什么才是好的，清楚自己的位置。他因此愿意接近我。

我有点介意他首先撇清男女关系，好像在说我毫无魅力。在他所有自以为是的判断中，唯一贴切的是“莫名其妙”这四个字。要不是这样，我怎么可能帮他做伪证，证明起火时他正与我待在一起？他在警察那里赢得信任后马上说，也许是他得罪了什么人，但他不想追究了。他挤出一丝苦笑，宽容地说，冤冤相报何时了。

不得不说艺术是相通的，他去做演员必定也有出头之日。接着他找了一支清理队伍，楼上楼下打扫干净。最后，他在烧得只剩下一副黑黢黢骨架的门厅留下一封信。信上只有三个字：全没了。这是让他女儿看的。按照他的说法，再有两个小时，他女儿乘坐的由柏林到春江的飞机就会降落。

做完这些事情，他把门敞开，倒退几步看了看。

“哎，我的‘智墒’也毁了，可惜啊。”

嘟囔一阵后，他转过身来，招呼我一起走。

直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里。但他既然那么说，就是一定有地方可去吧。我陪他走了一会儿，眼看他越来越随意，见弯就转，十字路口一律向右，若是条笔直的大道，那就一直走下去。我沉不住气了。待我正要问他，他停下来，从背包里取出一只崭新的智能手机，又在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枚小小的还带着塑料封套的电话卡，安上。他一摆手说，给我。什么？报一遍你的电话号码。我念出来。他滴滴滴按着号码，拨过来，通了之后挂断。

“存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联系。”

我随便添加了一个“画”字，对应起他的号码。

“你要去哪里？”

“找我那幅画。”

是不能以普通人的逻辑看待画家这类人的。

在这方面我认同荣格的理论，艺术家是被选中的用来表达集体无意识的工具，他们的创造力来自于其背后种族、家族的记忆，极少部分才是他个人的意志。他们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席卷，多数情况下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随他去吧。

怎么找，找多久……这些问题，即使我问了，他也未必能回答出来。艺术家擅长的是事后阐述。

我们就此别过。

一年后，我收到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

当时我正在筹办那一年中唯一的一场展览，主角是一位早年轰动一时、不多会儿就黯淡下去、如今又有新作的老画家。我念在他名望尚在，对他几乎退步到青少年阶段的创作水平视而不见，称其为意义非凡的“回归”。画展的海报已经设计出来，婴儿的躯体上长着一颗老人头。我的意思是，我们自己解析自己，先行将最薄弱处进行艺术处理，那样的话，即便有人质疑画作水平，也不可能产生什么伤害了。但对老画家，我自然说的是另一套。总之这是一场可以借助他的影响力为我带来好处的展览。我忙前忙后，拼尽全力。包裹到来时，我视之为打扰，匆匆签收后就扔到了一边。一直到诸事安排妥当。我本来预留出了展前两天空闲时间，用于处理有可能未考虑到的琐事。结果，由于我的精心准备，展前整整一周竟无一事可操心。多么好的兆头。

那一周的前三天，我见了几位前段时间因为太忙而忽略的朋友。第四天，我神经质地将展览流程又顺了一遍。到了最后一天，也就是开展前一天，我一觉睡到午间，随便吃了点东西后，想起那只未拆封的包裹来。

我慢悠悠剪开包装，看到里面有一只木头匣子，仔细看是紫檀木的，有些年头了，没有锁具。我试着掰了掰，盒子产生了一道机械性的回力。嗒的一声，开了。里面垫着一层黑色海绵，最中间有个凹槽，一只体量比那种一块钱一只的打火机小一半的银色U盘躺在其间。原本我以为会是一枚瑞兽印章，或是观赏用的陶瓷艺术品，再不然就是一个翡翠挂件，佛公、福豆什么的。这是我们这一行通行的礼品样式。没想到却是一个U盘。

一年未见踪迹的画家在里面把一年的话都讲尽了。

开头他说，你现在在做的那他妈叫什么事？那家伙厚颜无耻画些小儿科的东西糊弄人，你还推波助澜，我倒要重新考虑你有没有资格做我的策展人了。

但他马上就忘记了这个立场。

他说由于一直找不到最后一幅画的原始意象——他解释说，其实是需要原始意象来找他，一种伟大的象征，突然来到他的头脑中，能够促使他拿起画笔——他便只好等待着。在这个过程中，他写下了如下的东西。他从他的奶奶写起，写得无比激动，满足感不亚于绘画所能够带给他的，以致他必须找一个人看看他写了什么。冥冥当中他认为这是一道程序，就好像人睡着了才能做梦一样。有时候，他写着写着会感到自己睡着了，笔下的那些人和事，便如同梦境，一个一个跳出虚空，有了实体。给我看，是想让这些实体产生意义。事物被创造出来就是要让人知道的。人最大的功能是看见。看见了一才能看见二，也许接下来，那个三，便是他的画。他坚信他的画将以这种方式被召唤出来。

我不太愿意去深究他到底在讲些什么，引言部分一向没那么重要。我是一个专业策展人，只对作品本身感兴趣。我认为他采取的送达形式，隆重的包装，都是作品本身。我既然已经看到了一部分作品的样貌，那就接着看吧。

我将书稿打印出来，很厚的一本，全是字，这着实让我有点头大。

我冲了一杯咖啡，坐在窗前。我试图快速找到重点。阳光很好，而书稿以一场大雨开场，我的感官出现了以假乱真的错位，阳光落在我的身上，就好像大雨打在我的身上。

时间回拨至一九四零年。

画家的父亲出生于这一年。

画家说，我必须想办法看透更远以前的事情，才有机会在今时今日从普遍的生命力中捕捉到最为深刻的东西，那是一种贯穿性的、叠加的、催人泪下的情感经验。我的冲动告诉我：

我负有表达的使命。

原书责任编辑 江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年1月

本刊责任编辑 李成强 宋嵩

谢络绎

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等文学期刊，出版长篇小说《外省女子》、中短篇小说集《到歇马河那边去》等。有作品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尼泊尔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