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兼情痴的史学天才张荫麟
不同时期的张荫麟。
左起：张荫麟、贺麟、陈铨，摄于1926年。
《张荫麟说文史》书影
●蔡登山
他与钱锺书、吴晗、夏鼐并称“清华四才子”；陈寅恪评价其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两大开山大匠”，另一位是梁启超。他是史学天才张荫麟，三十七岁即英年早逝，像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际。
张荫麟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宛如“神话”一般，仅以一本未完成的《中国史纲》（其实只有上半部）居然暴得如此大名。而对于现代的年轻人而言，他却是被“遗忘”的人，不仅是现在，即使早在抗战胜利之时，他就被“遗忘”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吴晗曾这么说：“去年我得到消息，荫麟离婚的夫人又结婚了，两个孩子也带过去抚养。浙大复原回杭州了，荫麟的孤坟在遵义的郊外，冷落于荒烟蔓草中。联大复原回平津了，荫麟生前所笃爱的藏书，仍然堆积在北平东莞会馆。这个人似乎是被遗忘了。”是的，张荫麟有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际划过，倏起倏灭，以三十七岁之龄结束了短暂而耀眼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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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1905─1942），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幼年事迹很少有资料可稽。据他的学生李埏说，他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父亲张茂如是慈父兼严师，从他开蒙受书便要他把《五经》《四书》《三传》《史汉》《通鉴》《诸子书》《古文辞》一一熟读成诵。十六七岁辞家奔赴北京进入清华学堂时，他的旧学根底已经非常扎实了。十九岁时即在《学衡》杂志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此文逻辑严谨、例证审慎，编者竟误认为是出自国学教授之手。该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予揄扬。
后来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的演讲班上，拿着一封信，向台下听众询问：“张荫麟是哪一位？”此时一位身材清瘦、容貌稚嫩的男生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老师致意。原来，梁启超上次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一些内容讲得不够清晰严密，于是张荫麟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梁启超于是在讲台上非常认真地解答了张荫麟提问的问题。张荫麟的友人后来回忆，任公刚得到这封信的时候，欣喜不已，曾向旁人夸奖：“此天才也。”
虽然对梁启超多次提出质疑，但事实上，梁启超正是张荫麟当时最敬重的一位师长。张荫麟的个性不愿攀附，因此也一直没有去拜访梁启超。据好友贺麟的回忆，直到入学第四年，张荫麟才和他第一次去拜谒梁启超。梁先生当面称赞张“有作学者的资格”。“此后两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所以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着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及至民国十八年，梁任公逝世，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独有荫麟由美国写了一篇《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寄给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刊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此文恐怕至今仍是最能表彰梁任公史学的文章，也最足以表现他与梁任公在学术史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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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在《学衡》上也发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指出顾颉刚得出的结论来自“默证”，而这种证明只适用于一定的范围。张荫麟认为，顾颉刚在论述中过度运用了“默证”，超出它适用的范围，因而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这篇文章同样也给学界带来了震撼，顾颉刚对来自张荫麟的质疑感到心悦诚服，并没有再反驳，后来还将这篇文章收入了自己主编的《古史辩》第二期。
张荫麟认为：“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如果不广求证据就擅自下结论，立下臆想的论说，这样和以前那些喜欢写翻案文章的策论家有什么不同呢？一位初出茅庐的学生，一再撰文批评前辈学者，他如此做并非想通过“酷评”来引人注目，只是他有看到错误一定要“纠正”的“洁癖”，使得他只管学术的硬规矩，管不得学界的“潜规则”，当时被他批评过的还有冯友兰、胡适、杨鸿烈、卫聚贤等人。
在清华就读期间，张荫麟就十分沉迷学术，几乎天天在图书馆埋头苦读。张荫麟的勤学也可以从他在《清华学报》所写的《撰著提要》窥见一斑。《撰著提要》是从清华图书馆的中外杂志中选取各学科较有价值之论文，由校内同学摘录精华以供阅读，从第一卷第一期到第三卷二期张荫麟共撰写了63篇，占总数的64%（而撰写次数多的作者不过写了九篇），涉猎的内容则以史学最多。对他来说，学习的道路没有尽头，张荫麟曾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东方杂志》《文史杂志》《国闻周刊》《大公报》上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清华许多导师都没有突破他的成就。这也使得他的名字和钱锺书、吴晗、夏鼐排列在一起，赢得“清华四才子”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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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张荫麟的父亲去世了，原本已家道中落的他，还要负担弟妹的生活费和学费，靠写文章挣稿费已成杯水车薪，因此他必需要找家教来贴补家用。而此时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伦明（1875─1944，广东东莞人，前清举人，在北大、师大、燕京、辅仁都当过教授，爱穿破旧衣服到书铺寻觅秘籍，人称“破伦”）正在为他的八女伦慧珠物色一位国文教授，后来两个东莞人“一拍即合”。有人说嗜书如命的张荫麟应该是看上了伦明家的藏书，但实际上是梁启超向伦明推荐的。在北京上斜街东莞新馆（曾为清康雍年间大将军年羹尧的故宅，清末广东陈氏家族陈伯陶购得此官宅，改建为东莞会馆，被称为东莞新馆，因为最早的东莞会馆在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张荫麟与伦慧珠初次见面。
这位性格内敛、安静而病弱的女学生打动了张荫麟，但当张荫麟对伦慧珠表达爱意后，伦慧珠却陷入长久的犹豫与纠结中，也许在伦慧珠的心里，仰慕是一回事，恋爱是另外一回事。面对伦慧珠的冷若冰霜，张荫麟开始给伦慧珠写信，将款款情谊泻于笔端。但伦慧珠为示谦虚，总是随意地将信放到一边，几日后再看，那信仍原封未动。他为此痛苦万分。此时张荫麟的好友，燕京大学教授容庚（也是广东东莞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曾主编《燕京学报》。张荫麟因投稿而与长他十一岁的金石家一见如故并引为知己）劝他赶紧放下儿女私情，努力做好学问，成就一番事业。面对好友的劝说，张荫麟终于知道自己不能再沉浸在儿女情长的痛苦中，毕竟他有自己的责任与奋斗的方向。
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大学毕业，考取公费的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他要“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
他全心投入到学问中，对于爱情暂时放在一边。他曾写信感谢容庚的相劝，“去国前蒙兄揭露真相，醒弟迷梦，于弟于珠都是有益。复何所悔恨？珠不知如何？若弟之苦痛，迟早终不免，愈迟则痛愈深，而振拔愈难，今若此已是万幸。近来反思静念，萦系渐除，乃知两年来之苦痛皆由太与社会隔绝，不知处世对人之道，使当初遇珠即存一临深履薄之戒，何致失望？”而造化弄人，此时一封意外的信札却漂洋过海来到张荫麟的身边，信中的那句“一别数日，甚是想念……”直接表达了伦慧珠对张荫麟的爱意。此时张荫麟曾经冻僵的心再度复苏，隔着太平洋，两人开始鸿雁传书，彼此倾诉衷肠。
为了爱情，张荫麟甚至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而提前于1933年返国，对此做为知己的贺麟表示，“张荫麟生平精力所集中，心神所寄托，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就是纯真爱情，‘天真纯洁，出于至情至性，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张氏回国后，受聘清华大学专任讲师，在历史与哲学两系开课，并在北大兼授一门历史哲学。当时清华历史系由蒋廷黻主持，名家云集，计有雷海宗、陈寅恪、姚从吾、邵循正、吴晗、萧一山等人，张荫麟似因此未有机会开授任何专史，只担任普通历史课程。而他与伦慧珠也结束了六年的爱情长跑，1935年4月两人在北平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生活甜蜜而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军兴，张荫麟应浙江大学之聘，于天目山禅源寺讲学。伦慧珠则携一双年幼的儿女回东莞老家。后因浙大播迁，张荫麟曾到过长沙。1938年夏，他抵昆明，开始在西南联大任教。这段时光里，两人仍靠信件来往，但就在此时，一个女子忽然闯入张荫麟的生活，她便是容庚的女儿容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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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回到1933年年底，张荫麟刚返国寄住在北平容庚家。1934年元旦他邀请伦慧珠一同去逛厂甸，容琬也要求同行，当时热恋中的两人都把容琬当成一个不谙世事稚气未消的女孩。不久容琬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张充和、曹美英成为北大中文系仅有的三个女孩。抗战军兴北大南迁，当容琬以西南联大学生身份出现在张荫麟的眼前时，她青春活泼，有如怒放的山茶花般灿烂，她开朗恣意，颇具男儿风采，与伦慧珠委婉内敛的性格截然相反。他们常在一块探求学术、修改文稿，默契齐备，渐渐地容琬这抹亮色燃烧了张荫麟心底岑寂已久的火焰。面对自己女儿喜欢张荫麟这事，容庚是极力反对的。他不但疏远张荫麟，并且不再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张荫麟的文章。他用这种方式来表明一位父亲的态度。
虽然何兆武的文章说：“战时在昆明，颇传说张荫麟先生钟情于容琬女士。曹美英（当时不是我妻——何兆武注）有一次问她，有没有这回事，容琬女士回答说：“哪有这回事！都是张荫麟犯神经。他那么大岁数了——又有老婆孩子（张先生已有一双儿女），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不过张先生这方面却为此事而倾心动魂。
”这极有可能是容琬在饱受内心压力后的话语，并不能当真。因为从贺麟的回忆文章来看，张荫麟绝非犯神经的单恋。这段感情对张荫麟是一种痛苦和煎熬，在巨大的道德压力面前，张荫麟退缩了。他给伦慧珠写信，让她带儿女来团圆，试图以此来“釜底抽薪”，彻底斩断这情丝。但是事实并非如所愿，战时的大后方，物资匮乏，生活上事必躬亲。伦慧珠本是大家闺秀不擅长做家务，也不懂理财，而忙于工作的张荫麟一看她做不好这些事，便总是指责她。夫妻经常因琐事争吵，“有时吵得很厉害，须要楼上的冯芝生（冯友兰）太太出来调解。”此时张荫麟愈发地怀念与容琬曾经共话文学的时光。终于，他们四年的婚姻划上了休止符，1939年两人离婚了。
离婚后的张荫麟再次找到容琬，他原本以为容琬会接受他的爱情，没想到容琬却告诉他自己已有未婚夫。原来张荫麟在选择回归家庭后，容琬也及时地止住了自己的感情，选择了奔赴北平和表兄在一起。妻子、爱人，转瞬间已形同陌路，张荫麟的心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人言可畏，他只得离开西南联大，转赴遵义，任教于浙江大学。贵州的遵义崇山峻岭，虽可阻隔敌人的战火，但穷乡僻壤却让疾病与死亡距离如此之近。张荫麟早年便患了慢性肾炎，在郁闷的心情下，他的身体每况日下。在生命的倒数时刻，他愈发想念妻子伦慧珠，他给她写了很多信，但却从未寄出，而是独自焚毁。1942年，张荫麟在病痛熬煎中离世，临终前，他一遍又一遍地吟诵《庄子》的《秋水》，却终究未能对伦慧珠道出悔恨。
据最后在身旁照顾张荫麟的管佩韦说，在张荫麟去世后，他们马上拍电报给东莞的伦慧珠老师。伦老师来信说：“如果及早告知，即使相隔千里，我也看在曾经相爱过些时的夫妻份上，一定会亲自到遵义来陪伴、看护张先生，现在懊悔也已经来不及了。”管佩韦又说在张荫麟遗留的皮箱里，发现一份协议离婚书，用一张红线条的八行信笺写的，双方亲笔签名。×年×月×日。又有一张黑白双人合照，是他们的一双儿女，各约八岁左右，面目非常清秀，很讨人喜爱。伦慧珠在悼文中如此写道：“无论如何，在他的生前，我曾经爱过他，恨过他。爱虽一度消灭，但因他的一死，恨也随之而逝。到现在我依然爱他……我们把有限和宝贵的韶光辜负了。他憎恨着我，我仇视着他，以为还有个无限的未来给我们闹气呢，结果彼此抱憾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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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史学奇才，也是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一颗耀目的明星。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教授说：“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吴宓也认为张荫麟是“梁任公第二”。张荫麟的治史范围广及上古史、宋史、近代史、科技史、学术思想史、史学方法论。而《中国史纲》的出版具体表达了他对撰写通史的理念，特别是自序长达五千六百余言，提出了笔削（“删定”之意，编者注）的五大标准：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训诲功用，以及现状渊源的标准，也说明史家贯穿复杂史实的四大范畴：因果、定向发展、演化发展与矛盾发展的范畴。另外，《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更是他从事历史编纂工作时的经验总结，后人认为这是“他晚年最精湛的理论著作，也是精研史学原理一生的心血结晶。”
张荫麟去世，陈寅恪写下《挽张荫麟二首》，其一为：“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当年张荫麟留学返国途中，陈寅恪就曾致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向其推荐。他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
这“一人”便是张荫麟。他曾形容张荫麟“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而作为同窗好友的钱锺书亦深感悲痛，他感言：“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可见钱锺书的惋惜之情，沉痛而深重。“国学大师”钱穆甚至认为张荫麟是发展中国史学的后继之人。但这位自称“素痴”的“书痴”与“情痴”的天才却赍志而殁，真是“才如江海命如丝”，令人不胜唏嘘！他留下百万余言的单篇史学论文，我最近精选其中的十五万字编成《张荫麟说文史》一书出版，也让世人不再遗忘这位短命的史学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