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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陟东旭

“冀南平原抗战，经历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1942年4月29日，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王蕴瑞少将在回忆文章《“四·二九”的前前后后》中，动情地这样写道。

王蕴瑞，河北人，1910年出生于巨鹿一个村庄，他被称为我军的“参谋长专业户”。

他参加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当了40余年参谋长，辅佐过的名将数不胜数，比如粟裕、陈再道、陈锡联、杨成武、陈赓，还有邓华、杨得志、杨勇、许世友等。

如果不是有两年时间被打散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他的军衔决不止是少将。

王蕴瑞久经沙场，经历过的战斗不计其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在多年以后，对于1942年的那一天终生难忘？

王蕴瑞将军

让我们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来探寻答案吧。

1942年4月27日下午，山东武城县，伪县长吴寄朴抽着大烟，抚摸着姨太太隆起的小腹问：“你肚里的孩子肯定是男孩，长大也是个县长。”

“瞧你那出息，就不能当省长吗？”姨太太娇嗔地说。

正说着话，忽然门被推开了，侦缉队队长黄国雄慌慌张张地进来了。

“什么事慌张？”吴寄朴沉着脸问。

“报告县长，好消息，我打听到八路军冀南军区机关的下落了。”

一听这话，吴寄朴来了兴致，腾地一下坐了起来：“在哪？”

“在兀兰屯一带，据我们观察，是八路军冀南军区主力部队和首脑机关。”

“消息可靠？”

“绝对可靠，我那个相好的男人，是个两面村长，是他告诉我的。”黄国雄说。

吴寄朴听了，大嘴咧开，露出大金牙，拍着黄国雄的肩膀说：“兄弟，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我们这就走。”

“这就丢下我走吗？”姨太太不情愿地说。

吴寄朴听了，亲了一下姨太太，说：“小心肝，我去给皇军报信，回来后再疼你。”

说完，吴寄朴带上黄国雄，坐上日军配发的三轮摩托车，风驰电掣踏上了去德州的路。后面，扬起一股尘土。

武城到德州不到50公里，他们很快就到了。

到了德州城，他们直奔驻德日军司令官松岛大佐汇报。

无巧不成书，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当时也到德州了，他们一同把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

众所周知，冈村宁次残暴毒辣，而且诡计多端，是“三光”的制定者，“五一大扫荡”的策划者，欠下了累累血债。

听了汉奸的报告，冈村宁次像恶狼看到了猎物，老虎闻到了血腥，立刻兴奋起来，随即召开会议，打算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将冀南军区八路军一举消灭。

为实现这一野心，冈村宁次调集1万余日军，外加2万伪军，总兵力达到3万多。

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是驻济南日军第12军司令官、陆军中将土桥一次。

土桥一次

敌人的情报没错，就在前些天，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确实由枣强东南一带转移到了武城运西的兀兰屯附近。

不光如此，军区的党校、干校、行署财校，以及冀南军区文工团、轮训队等，也一道转移到了这一带。我军部队包括外围部队，有7旅直属部队、19团、21团，以及特务团、129师骑兵团等，总人数在7000人左右。

一张大网就此张开，一场危机迫在眉睫，而冀南军区对此尚不知晓。

兀兰屯距离德州不过几十公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要不了多久就能赶到。

甚至，在村北面不到5公里的郑口，就是日军的一个据点。

冀南军区怎么会把部队驻扎在敌人眼皮底下？这是有原因的。

一是当时部队的警惕性有所下降，有的干部战士有轻敌情绪。

日军从百团大战之后就开始扫荡，已经持续两年多，冀南军区粉碎了敌人多次扫荡，觉得敌人不过如此，警惕性也逐渐放松。

二是日军没有按常理出牌，保密工作做得严密。

我军情报工作一向做得很好，在伪军内部、沿途饭店、铺面都安插有内线。一旦日军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什么时候出动，出动多少人，携带多少武器，目的地是哪里，我军通常都能提前获知，及时疏散转移。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在交通要道埋地雷，之后隐蔽到地道里，用“麻雀战”骚扰敌人。

这样一来，日伪军的出来“扫荡”一圈，最终只能无奈地回到据点。

而这一次，日军保密工作做得很严密，开会的时候只通知高级将领参加，而且没有书面文件，只是口头下达命令。

中低级的军官对此次行动的具体内容包括目的地一无所知。各部队出发之后，还采取无线电静默。

直到部队出发前5分钟，中级军官才得知行动的路线和目的地。

普通的日军士兵，只是奉令行动，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还有一点，之前冀南军区有个神通广大的敌工部科长叫石嘉植，他打入敌人内部，成为日伪报纸的记者兼外务主任，多次提供准确情报，让冀南军区躲过了敌人的“扫荡”。但在一个月前他被日伪抓捕入狱，被敌人杀害。

他的牺牲，让我军损失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我军对日军动向较难掌握。

运河西武城兀兰屯村一家宽敞的农家院子，不时有军人进进出出，非常热闹。

路边的农田里，八路军在帮助老乡施肥种地。

在村子外面，则部署了岗哨，可是距离村子的距离只有几百米，一旦发生敌情，很难有效预警。

地主周大副家的大院里，一片忙碌。两侧厢房中，传来“嘀嘀哒哒”的无线电发报声，那是电报员在接受上级电报。

北屋正中间，有两个挎着手枪的首长，在墙上的地图前研究敌情。

他们一个是冀南军区参谋长范朝利，一个是政治部主任刘志坚。

那么，军区的其他首长哪里去了？

这天一大早，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外出检查部队情况。

两天前，宋任穷政委到太行区武安、涉县一带的八路军129师师部参加军事会议，他们都没在军区机关。

陈再道、宋任穷和李聚奎

再说日军，已于4月28日晚出动。

夜色中的兀兰屯一带万籁俱寂，这是黎明前的宁静。

凌晨1点多，军区司令部情报科副科长程诚向军区首长报告，说日伪军在晚上集合。

但这一情况没有引起重视。

早晨6点多，又传来消息，19团在饶阳以北与敌人交火。

军区首长急令19团和新7旅骑兵连从大营与枣强之间插过去，打算阻击敌人，掩护机关向西转移。

这时候，21团驻地在油故也响起枪声。

紧接着，机关附近也爆发了激战，军区首长下令部队停止西进，向南转移，因为那里的枪声稀疏，估计敌人不多。

其实敌人是在故意造成错觉，他们已经在南面十二里庄伏击布下口袋阵。

上午10点左右，冀南机关和部队来到了十二里庄附近，闯进了敌人的口袋。

这时候，范参谋长说：“刘主任，向南是不行了。”

“你说怎么办？”刘志坚问。

刘志坚将军

“北面敌人太多，是来自德州的日伪军主力，不能向北；向东是运河，运河渡口狭窄，肯定有敌人重兵把守，那是死路；向东去是敌占区，更是有去无回，只能向西过清凉江，过江就是咱们的游击根据地，咱就向西突围如何？”范参谋长说。

刘主任说：“你说得很对，咱只能向西突围，分兵向西北和西南突围。”

为了规避风险，二位首长下令兵分两路，一路为骑兵团和新7旅旅直机关，从十二里庄向西北方向突围；一路为冀南党政军机关和21团向西南突围，特务团断后掩护。

随即，骑兵团团长曾玉良、政委况玉纯和战士们高举指挥刀，呐喊着杀向地阵，卷起一阵旋风，气势如虹。

可是，这个方向的敌人也部署离了重兵和轻重机枪，骑兵攻势受挫，连长张兴德牺牲，部队不得不撤回。

向西南方向突围的第21团同样如此，遭重创之后撤回。

这时，敌人不断缩小包围圈，疯狂的日伪军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我军杀来，与我军部队厮杀在一起。

战场上还出现一架涂了红色标志的日军飞机，那是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座驾。

冈村宁次在飞机上狞笑着说：“这次看你往哪跑？”

正午时分，机关及部队人员被日伪军积压在十二里庄东南一片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狭小地区。

当时庄稼还没有长起来，没有地方可以隐蔽，战斗部队和机关人员、地方群众挤在一起，场面混乱。

下午1时许，首长得知南面王行杖、刘行杖村一带的日伪军人数不多，决定向南和东南方向突围。

就在这时，老天来助战了。

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蔽日，狂风四起，卷起漫天尘土，能见度不到100米。

我军趁势突围，从河西街杀向西南，部分战士冲过河西街，沿着运河继续向西南方向转移。

冈村宁次得知后，立即下令向西南增兵阻击，但已经有一部分人冲出了包围圈。

冲出包围圈的各路人员汇集到一起。范参谋长和刘主任立即研究决定：第21团从黄金庄北侧向西北方向转移；骑兵团和特务团掩护突围出来的党政军机关人员经军营村向枣强西南地区前进。

这时夜幕降临，能见度低，突围出去的部队到达清凉江畔的干河滩之后，向西北进发，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敌人消灭冀南军区的阴谋破产了，冈村宁次气得打部下的嘴巴。

但这次反“扫荡”，我军也付出了代价，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原第10团团长陈子彬，原第11团政委桂承志等干部战士牺牲。

王蕴瑞当时是冀南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参加了这次惊心动魄的反扫荡。此战不久，王蕴瑞担任冀南军区参谋长。

这次反“扫荡”，我军在日伪军的重兵包围下依然突围，也展现出了过硬的战斗力和极为顽强的战斗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