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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时北大学生人数

有关北大教授与学生的统计数字很不完整，但还是可以从一些零星的数字看出早期北大教授与学生之一斑。1913年以后北大开始快速成长。以经费来说，北大一年的经费从1913年度的30万元增长到1916年度的45万元。学生的人数，在同一时期里，也几乎增长了一倍。从1914年底的900名，增长到1500名。

从1917年至1919年，北大的学生人数又翻了一倍。根据胡适1919年12月对一个美国建筑师所说的，北大约有3000名学生。

早期北大学生人数的几点问题：

第一，这些学生总数包括本科生和预科生。到了1914年年底，北大预科生的人数仍然超过本科生：本科生有376名，预科生则有534名。直到1916学年度，北大本科生人数才超过预科生。该学年度的学生总数是1503名。其中，本科生为801名，预科则为702名。

第二，早期北大的学生总数里，法科占了一半。比如说，1914学年度，北大共有423名本科生。其中法科213名、文科103名、工科78名、理科29名。换句话说，法科学生占了北大本科生的半数。到了1917年12月，也就是胡适在北大任教的第一个学期。北大的学生总数，本科、预科一起计算，共有1761名。

其中文科生418名、理科生422名、工科生80名、法科生则有841名，还是占了学生总人数的48%。

第三，就像《璞玉成璧》里已经指出的，20世纪初，因为新式教育初起，学生年龄偏高。从1912年到1937年，中国中学生的年龄是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而以接近二十岁的比率为高。这可以从北大学生的平均年龄得到佐证。根据1917年的统计，北大预科生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一岁有余。其中，以法科预科生最大，二十一岁半。

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如下：文科，二十三岁四月余；理科，二十四岁余：工科：二十四岁十月余；法科，二十五岁十月余。法科本科与预科一样，都是平均年龄最高的一群。

第四，在20世纪初，北大本科生主要来自于东南沿海几省。以1913学年度为例，在423名本科学生里，有213名来自于广东(78)、浙江(71)、江苏(44)、福建(20)，占总学生人数一半。如果再加上山东(43)与直隶(37)，几乎网罗了约70%的学生。

北大的预科生则反是。根据1914年的学生名录，在534名预科生里，只有189名，也就是35%，来自上述的沿海六省。”然而，零星的统计数字常常不能让我们一窥全豹。

比如说，1917学年度理科生的统计就显示沿海这六省学生超过半数以上。该学年度理科的本科生有105名，其中61名，亦即58%是来自上述沿海六省；该学年度理科的预科生有312名，其中181名，亦即58%是来自上述六省。

二、当时北大学生的学费

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费用相对于中等教育是很低廉的，这是因为政府对前者的大幅补贴。换句话说，大学生是由全国纳税人来补贴的。

《璞玉成壁》里征引了一些数据，说明1920年代末期到中日战争爆发以前，江浙地区中学一年的学杂、膳宿费在52到130银圆之间。相对的，1917、1918年间，北大本科一年的学费是30元、宿费15元、膳费24元，总共是69元。

请注意，这个数字低于《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的官方记载：膳费每月五元四角(亦即54元，以十个月计)，宿费每月二元(亦即20元，以十个月计)。事实上，当时北大实收的膳宿费都少于此。膳费方面，根据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是每月二元四角。宿费方面，根据1918年1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蔡元培布告：“本校现为体恤学生起见，暂收宿费(杂费在内)每人每年共十五元。计第一学期十元，第二学期三元，第三学期二元。其暑假留宿者另征三元，于第三学期末征收。”虽然宿费在1922年调涨为25元，学费仍然是一年30元。

即使再加上膳费方面的调涨，以及后来所征收的体育费1元，北大本科生一年的费用，还是远在100元以下。

换句话说，读北大的费用不见得比当时在江浙地区上中学要贵许多。理由很简单，大学有政府——纳税人的补贴。以1916学年度北大45万元的经费除以北大的学生数1500名，得出来的数字是每人300元。换句话说，北京政府花在每个北大学生身上是300元。

这等于是北大学生个人付出的一年费用的四倍以上。这是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的特质。

说到北大的学生，很多人都会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另外也有“惟有燕京、清华可通融”的说法。

事实上，这是后来的发展，是在大学增多，学校有教会与非教会以及时髦与土气的分化以后的现象。在北大还是北京独一无二的大学的时代，北大可是洋气十足的先锋。有关这点，我们可以用蔡元培的批评来作佐证。这个批评指的是北大爱说英文的时髦现象。大家都以为偏重英文是教会学校的变态现象，其实不然。蔡元培对北大的回忆，就充分说明了当时北大预科也是如此。

预科的起源，是蔡元培1912年出掌教育部时的设置。清末新学制初成之际，模仿日本的学制，各省设立高等学堂作为大学的预备科。由于程度不齐，蔡元培于是废止高等学堂，在大学里设立预科。这个政策，蔡元培说后来遭到胡适等人的非难。

他们批评说：“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等蔡元培自己到了北大，他发现北大的预科有两个弊病：一、变相独立，与本科不相衔接：二、模仿当时的教会学校，偏重英语。

无论如何，早期北大开教务会议用英文，或许不能只怪归国留学生的崇洋心态。毕竟当时北大的教授里，有将近20%是外国人。根据1914年底的记录，北大本科部共有53名教授。其中10位是外国人：其余的43位教授里，有29位留过洋。预科部共有38名教授，其中，外国教授7位，留过洋的中国教授有21位。

据说，蔡元培到北大以后作了一连串的改革，包括规定教务会议一律说中文。

外国教授上课、开会说外语，可以说是公例。他们的待遇，不消说，也是高于中国教授的。这不只在教会学校如此，北大也不例外。

三、当时北大的校舍

老北大说到北大，总喜欢用“三院五斋”这四个字来概括北大的校园。“三院”是指三处教学区：“汉花园”的“红楼”是“一院”，即后来的文、法学院；马神庙的“公主府”是“二院”，即理学院；北河沿是“三院”，先后是译学馆、预科、法科的所在，最后是“三院男生宿舍”。“五斋”指的是五处学生宿舍：公主府“西斋”、汉花园“东斋”、五斋女生宿舍(位于“二院”与“西斋”之间的南侧)、三院男生宿舍和嵩公府新学生宿舍。但这“三院五斋”指的是1935年以后的北大。

胡适1917年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北大还处于草创时期。后来作为老北大象征的红楼还在建筑当中。当时北大的主校区，还在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的旧址，亦即马神庙(四公主府)。公主府最大的正殿被用作大讲堂，又称文科第一教室，后改为阶梯教室。公主的梳妆楼则成为图书馆。北河沿校区是预科及法科的所在地。直到1918年“汉花园”的红楼落成以后，文科及法科才迁进了红楼。此后，“红楼”称为一院，马神庙称为二院，北河沿则称为三院。

如果北大最早的校舍在马神庙，那最早的学生宿舍也在马神庙就不足为奇了。马神庙公主府(二院)的“西斋”——第一学生寄宿舍，是1904年在公主府西侧空地上建造的十四排平房。

“红楼”所在的“汉花园”是空地，原来是作运动场用的。1909年，在“汉花园”西南隅建造了新的学生宿舍。这就是“东斋”——第二学生寄宿舍。北河沿“三院”的八旗先贤祠宿舍，也就是陶希圣1915年进北大预科所住的地方，称为“三斋”，即当时北大的第三学生寄宿舍。后来北大增添了一个“四斋”，就是第四学生寄宿舍，位于“红楼”北边的嵩祝寺后椅子胡同。

“红楼”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为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东西宽100米，正楼南北进深14米，东西两翼楼南北进深各34.34米，楼高4层，有半地下室，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整座建筑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因此得名。结果，这座原先要作为学生宿舍的“红楼”，却在即将落成之际，变更用途，改为行政、教学及图书馆大楼。这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这栋西式的建筑立时就成为北京摩登的地标，用作宿舍未免可惜。

可以想见的是，由于早期北大建设上因陋就简，学校在教学与住宿的需要上，自然必须作轻重缓急之权衡。“红楼”既然从学生宿舍翻身成为教学、图书、行政大楼，那原先规划有两百多个房间的格局于是重新隔间，将每三个房间打通成为一间教室。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是文、法两科学长办公室，后来的各系主任办公室，各系教授会、教务处、总务处、学生会办公室以及教室；第三、四层均为教室。地下室是北大的印刷厂，举凡学校的各种讲义、试卷以及《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就是在这个印刷厂印刷的。

北大贷款建造“红楼"，原来是基于学风的考量。用徐崇钦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学校的寄宿舍不敷使用，以致“学生侨寓在外，漫无约束”。现在，北大把“红楼”变更用途，学生住宿的问题自然不得解决。北大原有四个寄宿舍：按成立时间先后为公主府的“西斋”(第一寄宿舍)、红楼的“东斋”(第二寄宿舍)、北河沿的八旗先贤祠宿舍(第三寄宿舍)、嵩祝寺后椅子胡同的“四斋”(第四寄宿舍)。

由于学生宿舍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四个寄宿舍所能容纳的能力，北大被迫租用民房作为寄宿舍，这就是“五斋”与“六斋”，所住学生有一百多人。到了1918年6月，北大因为“五斋”、“六斋”向学生收取的宿费不足负担校方的租金，“赠累过多”，除了决定提高宿费以外，还决定文科在新学年度从公主府迁进“红楼”以后，就把留下来的教室改作斋舍，以取代“五斋”、“六斋”。

然而，这个把“二院”的教室改为斋舍的决定可能并没有执行，因为北大显然继续租用“五斋”和“六斋”。

1935年在蒋梦麟校长任内，北大在嵩公府东院北面建了一座四层的宿舍，是三座连在一起呈“凹”字形的建筑物，供高年级以及研究生住宿。这就是北大的新四斋——第四寄宿舍，外墙是用灰砖砌成的，所以又被称为“灰楼”。第四寄宿舍有220个房间，分六平方米、九平方米两种，但都是每人一间，房间内有壁橱、家具。每层都设有盥洗室，供应冷热水。

单人间的宿舍设计当然是顾及了个人的隐私，也完全符合北大人独来独往、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然而，这也适足以把北大人划地自限的传统在空间上制度化起来，跟胡适以美国寄宿型大学作为圭臬，希望用学生宿舍来培养北大学风的理念背道而驰。

四、当时北大教师的待遇

胡适1917年9月初到北大的时候，月薪是260元。一个月后，他的月薪调为280元。他在家信里对母亲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即使在北大，洋和尚的薪资也是远远超过中国的教授。根据北大法科1918学年度《一览表》的记载，在薪资上鹤立鸡群的是胡适。

1920年代初期日记里经常提到的毕善功。他的月薪居然是600元。毕善功(LouisBevan)，是澳大利亚籍英国人，1902年到中国，清朝授予他二品顶戴、大律师、法律进士、格致举人的头衔。在1910年到北大以前，曾在山西大学堂的西学斋担任教授及总教习。胡适对母亲说他280元的月薪是“教授最高级之薪俸”，这句话是相对的。

280元确实是他那一级教授“最高级之薪俸”，但并不是正教授的薪俸。根据陈明远的描述，1917年5月颁布的《修正大学令》，大学教师分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

正教授从一级到六级，月薪从最高到最低分别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教授分本科、预科两类，也各分为六级：本科教授从最高280元到最低180元；预科教授则从最高240元到最低140元，每一等级的差别为20元；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最高110元到最低50元；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难易程度从2至5元不等。

我们不知道这个《修正大学令》里所规定的教授等级及薪俸是否只是具文，还是确实执行了。如果确实执行了，则胡适280元的月薪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副教授“最高级之薪俸”。

1919年，北京大学在胡适那层副教授群里计有：

一级教授(月薪280元)：胡适、陈大齐、朱希祖、杨荫庆、辜鸿铭、宋春舫、陈汉章、康宝忠、马叙伦、蒋梦麟、陶履恭、刘师培、沈尹默、关应麟、马寅初、黄振声、左德敏、黄左昌、胡钧。二级教授(月薪260元)：李景忠、贺之才、陈启修、张祖训、朱锡龄。三级教授(月薪240元)：周作人、王星拱、钱玄同、马裕藻、朱家骅、罗惠侨、钟观光、沈士远、杨昌济。四级教授(月薪220元)：吴梅、林损、伦哲如、顾兆熊、吴增勤。五级教授(月薪200元)：沈兼士、陈怀、陈清文、王彦祖、柴春霖、陈瀚。六级教授(月薪180元)：黄节、叶浩吾、包玉英、龚湘、梁敬淳。

胡适280元的副教授“最高级之薪俸"，其实真的也不赖。当然，比上永远是不足的。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属于“特任”，由国务会议议决，级别是“一级校长”，月薪为600元。换句话说，那远来念经的洋和尚毕善功，他拿的薪水跟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一样多。

校长以下是学长（即院长）。根据1917年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分为四级，一级450元、二级400元，三级350元、四级300元。陈独秀是第四级的文学科学长，所以他的月薪是300元。我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到北大更上一级的正教授的名单。

但是，当时北大有两名兼任学长的教授可能属于正教授的级层：夏元，兼理科学长；王健祖，兼法科学长。他们两位所领的薪资属第三级的学长，高于陈独秀，月薪350元。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可是他的级别属于最低的“五级主任”。根据1919年1月《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的记录，他的月薪只有120元。

1918年6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载有北大书记的薪水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北大的书记分为甲乙两等，乙等是试用书记。甲等书记的薪水分六级，其薪水如下：40、36、32、28、24、20元；乙等书记的薪水分三级：16、12、8元。“

作为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等于当时乙等试用书记最低的一级。我们把胡适280元的月薪和毛泽东8元的月薪拿来相对比，这35倍的差距，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教授养尊处优的一斑。

当时大学教授收入的丰厚，可以从留法的李书华的回忆里得到印证。李书华是1922年到北大教书的，他的月薪也是280元。

他说：

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如果把北大这个小世界放在北京的大环境之下，则北大教授生活的优渥就更加不言而喻了。根据美国人甘博(SidneyGamble)和步济时(JohnStewartBurgess)从1918年秋天到1919年年底在北京所作的生计调查，当时北京初等小学教师的月薪是24元，校长36元；高等小学教师的月薪是32元，校长40元。

图书馆方面，京师图书馆在辛亥革命以后改称北京图书馆。该图书馆馆员的月薪，可惜甘博和步济时不分等级，只列出了总数，亦即19个馆员，共计800元。如果我们取其平均数，则为42.1元。北京儿童图书馆馆员的月薪16元：中央公园图书馆馆员的月薪从20元到40元，职员12元：北京通俗图书馆馆员和经理的月薪从28元到40元，实习员从10元到12元。

根据甘博和步济时的说法，当时北京的穷人阶级里，一年只要100元，就可以养活五口的一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毛泽东月薪8元，也足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由此换算，胡适280元的月薪，足够养活北京五口一家的穷人三年。

当时大学教授待遇的优厚，何止跟中国其他阶级相比是如此，跟美国教授的薪水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联邦教育局(BureauofEducation)的调查，1919学年度美国助理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1933元，副教授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则为2628元。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换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比当时美国大学正教授的平均年薪还要高。

换算成美金，胡适的年薪是美国教授所望尘莫及的。1919年中国银圆的价值，根据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暨教授何廉的回忆，是比美金还高，略高出于1：1的兑率。他说他在1919年赴美留学，用800银圆换取超过800元的美金。当然，何廉换钱的地方是在湖南长沙。内地跟沿海城市的汇率可能有所不同。

然而，杜威1919年6月在北京换钱的经验，也可以拿来佐证。他刚到中国的时候，100美元可以换114银圆，后来降到110，6月13日只换到了102银圆。”换句话说，胡适的年薪相当于当时的美金3300元。这个待遇是美国助理教授平均年薪的1.7倍，跟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待遇相比，还遥遥超过将近700美金。美国与中国的生活费孰高，这是不庸待言的。如此说来，当时中国的教授真可以说是活在天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