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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称魏公；孙权破皖城；刘备自领益州牧。

进入成都之后，刘备“置酒大飨（音想）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

大捷之后，当然要论功行赏。库藏金银赏赐将士，之前缴纳的谷物、绸缎物归原主，也是刘备与将士们早就约定好的。

没办法，创业公司给不起高薪，只好画大饼：等咱们攻下了益州，“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创始人刘总什么都不要，分红都是大家的。

所以，进了成都之后，“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这下子，士众富起来了，刘总还是没钱。刘总没钱等于公司没钱，公司没钱还怎么发展呢？

刘备甚忧之：钱都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上哪儿能再搞点钱呢？

对此，刘巴给他出个了主意：

印钱。

几枚小小的古钱币当中，折射出一段三国时期的“货币战争”。

当铸直百钱

刘巴这人，属于官N代，有能力也有性格。刘表曾经多次想要起用他，但刘巴不干。后来刘巴在刘璋手下任职时，多次劝说刘璋提防刘备，算是刘备的“对头”。

而刘备定益州之后，并未责怪刘巴，还任命他为西曹掾。

人才投资很快有了回报。刘巴听说了刘备的烦恼，表示：这个简单，“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

直百钱一枚的面值，等于一百枚原有货币。而重量大约是原有五铢钱的三倍。以三倍的铜，换一百倍的面值，这波不亏。

货币多了，引发通货膨胀可咋整呢？刘巴也想到了这一点，他的解决方案是，让官员来平抑物价。

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几个月时间，府库充实。

靠“印钱”解决国库空虚问题的统治者，刘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远的不说，就在二十多年前，董卓也干过这事。

公元190年正月，关东联军推举袁绍当盟主，讨伐董卓；二月，董卓决定迁都长安，自己屯兵洛阳。他诛杀富豪没收财产，胁迫数百万百姓迁往长安，焚烧洛阳城。

各地兵荒马乱，破坏生产，交通中断。董卓仍然缺粮缺钱。

缺钱就多印点吧。于是，董卓下令废除五铢钱，铸造小钱。铜钱不够，铜人来凑，秦始皇时期流传下来的铜人以及其他铜像，都拿来铸小钱。

“五铢”本是法定的重量。汉五铢钱上有“五铢”二字，钱币重如其文。而董卓铸的小钱，不但减重，铸造水平也差，被誉为“史上最差的一届”。很快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时间，“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此后“钱货不行”，也就是说，钱贬值得太厉害，没人用，大家开始以物易物。

两年之后，董卓被吕布所杀。但被破坏的货币体系并不会因此恢复。

公元194年，曹操为报父仇东伐陶谦这一年，战乱未平，还闹旱灾蝗灾，“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

没人种地，钱再多也买不到粮。又过两年，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取了与董卓完全不同的方法：屯田。

曹魏五铢

不只曹操缺粮，大家都缺。黄河北边的袁绍军队，上树摘桑葚；江淮一带的袁术军队，下河捞螺蛳。仿佛回到了狩猎采集时代。

曹操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遂在许（今河南许昌）开展了屯田试点工作，募集百姓和士兵一同耕种荒田，当年便收获粮食数百万斛。屯田成果十分显著，很快推广到各州郡。

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

荆州刘表病死；曹操大军南下；刘表次子刘琮投降曹操；刘备率众南逃；曹军追至当阳长坂坡；赵云飞骑救主；张飞据水断桥……

总之，曹军一系列操作，增进了刘备与孙权之间的感情。双方结成孙刘联盟，在当年十月的赤壁之战中，以少胜多，使天下形成鼎足三分之势。这段故事脍炙人口，在此不再赘述。

也是这一年，曹操废除董卓铸造的小钱，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据《晋书》记载，因多年不铸币，此次恢复五铢钱效果不甚理想。钱少物多，反而造成了通货紧缩。

曹操死后，曹丕称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魏文帝曹丕再度尝试恢复五铢钱。这回也没有成功：三月恢复使用五铢钱，十月便因谷价太高，再度停止使用五铢钱，继续“以物易物”，使用谷帛进行交易。

这就有点奇怪。上次恢复五铢钱，引发通缩，这次怎么就通胀了呢？

或许，曹操恢复五铢钱失败之后，开始铸币，等到曹丕恢复五铢钱时，钱币数量大增，导致通货膨胀。不过，史籍中并没有关于铸币的记载。

也有这样一种可能，物价飞涨，是受到了刘备所铸直百钱的影响。

公元208年曹操恢复五铢钱时，刘备还没有铸造直百钱。而曹丕恢复五铢钱这一年，距离刘备铸造直百钱，已过了七年。如果蜀汉与曹魏之间有货币流通的话，曹魏的五铢钱便会在蜀汉被重铸为直百钱。

这就是16世纪英国财政大臣格雷欣提出的“劣币驱逐良币”：

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或银子（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说直白一点，大约三枚五铢钱可以重铸成一枚直百钱，一枚直百钱的面值等于一百枚五铢钱。这么好的买卖不做，傻么？

百姓不傻，曹丕当然更不傻。当年就停用了五铢钱，继续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久了，也有弊端，可以缺斤少两嘛。计重的谷子，咱可以注水；计数的布帛，咱可以织薄一点啊。

几年之后，情况越来越严重，严刑也无法阻止人们造假。公元227年，也就是诸葛亮上书《前出师表》的这一年，魏明帝曹叡实在受不了了，重新铸造五铢钱。此后直到西晋，都没有再铸新钱。

曹魏的货币政策比较“极简主义”，废董卓小钱之后，要么使用五铢钱，要么干脆以物易物。孙吴就不一样了。你铸“直百钱”，我可以铸“大泉当千”啊。

大泉当千

公元236年，孙权铸造“大泉五百”，一枚的面值等于五百钱。“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让全国官民上交铜，计重付款，并且设立了惩戒盗铸的法令。两年之后，又铸造“大泉当千”。一枚等于一千钱。

将货币称为“泉”的说法，古而有之。王莽改制时期，铸造“六泉十布”，在钱币上使用“泉”字。六泉分别是指：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

由于币制繁琐、频繁更改、盗铸严重等问题，王莽币制改革迅速失败。不过，王莽时期的钱币铸造得倒是十分精良，传世数量又很少，很有收藏价值。

王莽的六泉，最大也只有“大泉五十”。到了孙权时期，一出手就是“大泉五百”，有点奇怪。为什么不铸“大泉一百”呢？

《三千年来谁铸币》的作者王永生认为，孙权这种迷惑行为，要结合当时的天下大势来分析。是孙吴为了应对蜀汉直百五铢的冲击采取的策略。

虽然史籍中只记载了“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但还有少数的“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出土。

你直百钱，我就五百，还可以一千，甚至还可以二千、五千。看你咋办？

双方的策略，跟公司楼下的包子铺差不多。要么价格不涨，少放点馅；要么真材实料，价格上涨。

孙权铸造“大泉五百”之后，蜀汉的“直百钱”虽然面值没变，但减少了重量。

蜀汉减少了包子馅，孙吴没办法，也跟着减少了包子馅……面值增加，重量下降，使用很不方便，严重影响东吴百姓的日常生活。反对的声音太过激烈，孙权终于在铸“大泉当千”的十年之后，停用了这些大钱。

史籍中没有记载这种“货币战争”，但当时四川与江东之间货币流通是很有可能的。出土的“直百五铢”和孙吴的各种“大泉”，确有多种厚薄轻重；孙吴时期的古墓中，也多有直百五铢出土。

小结

三国时期的出土钱币种类，远超史籍记载。

蜀汉出土的钱币最为复杂。虽然面值上不如东吴“放飞自我”，种类可是最多的。除了通常被认为是史料中刘备所铸“直百钱”的“直百五铢”之外，还有许多种。

一类是“蜀五铢”，也分好几种。钱币上的文字与汉五铢不同，与直百五铢相似，而且大部分都在四川出土，应该是在四川铸造。《中国货币史》作者彭信威认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刘焉刘璋父子铸造。

一类是“直百”，还有一类“直一”，都分各种大小轻重。可能是蜀后主刘禅在位时期铸造的。

还有一类“太平百钱”，1980年成都“太平百钱”钱范出土之后，基本确定是在四川所铸。但什么时期，由谁铸造，仍有争议。有太平百钱出土之处，同时也有直百五铢；而直百五铢出土处不一定有太平百钱，说明太平百钱铸造时间应晚于直百五铢。

而薄小粗糙的“定平一百”，也有蜀钱和吴钱两种说法。从形制来看，与蜀钱更为相似。少见原因，或许是铸造得太小，质量太差，很快被淘汰了的缘故。

从贝币到金属铸币，再到纸币，便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如今央行即将推行数字货币，不禁让人感叹。

货币的演变，也是生活方式的演变。而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转折点。

P.S. 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杂谈菌，咱们慢慢聊呀~

参考资料：

《三国志》《资治通鉴》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

《三千年来谁铸币》王永生

想要了解中国货币的演进，推荐王永生的这本《三千年来谁铸币》。用50枚钱币，串联起中华历史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