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思想史：先作中西之比，后识古今之比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杨国强 著

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

同治末年，李鸿章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而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1]奕说，“从古驭外之道，非扫穴犁庭，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而在庚申之变以后的中国，是两者皆已无法做到。[2]他们说的都是西人的浸灌之不可杜塞和西人的缠绕之不可脱解。其意思正与冯桂芬说夷务的识断非常接近。但比之冯桂芬的旁观环视，则这些话出自他们累积的个人体验，又多了一层局中人备尝磨难之后的甘苦和苍凉。由于中国人不能用排拒堵截的办法立界限，把自己同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那个世界从空间上分隔开来，于是中国人便不能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行步蹙促，与西方人的“纵横出入”[3]艰难地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

这种被李鸿章称作“同居而异心”的状态是西方人用两次战争锻造出来的，所以“同居而异心”的背后始终蹲伏着战争的阴影。然而就其历史内容而论，则是“同居而异心”比直接的，并因之而是有限度的战争更富广度与深度。这种广度和深度所展现的是一个没有间歇也没有尽头的过程；一个从内里影响和限制中国的过程；一个在侵蚀和抵拒的纷争中颠簸地延续的过程；从而是一个西方人拖着中国一步一步卷入世路动荡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些历史内容都在使中国脱出常轨，因此这些历史内容都是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所不能容纳的。但与西人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些历史内容却又已不可逆转地与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连在一起了。对于那一代被强推硬拽着进入了这个过程的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局蹐是一种真正的困境和深深的困境。

八国联军

随后，在越过了蔑视、愤怒、畏惧、痛恶和惊讶之后，是那一代人在深深的困境中产生和形成的深深的困境意识。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由“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对举作起讲，以筹议“目前当务之急”与“国家久远之图”。[4]他笔下的“变局”一词显然是从困境意识里派生出来的。次年奕譞作奏论，说“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世铎作奏论，说“庚申以来”是“千古未有之变局”。[5]这两个人彼时尚不在深究洋务之列，而瞻顾于中西之间，则同李鸿章一样，用来作写照的也是这个词。此后王先谦论时务，以西国合纵“构难中土”为“千古未有之刱局”，又以“千古未有之刱局”为中国人的“智勇俱困之秋”。[6]就其辞意所指，“刱局”一词本义应当是与“变局”同归一类之内的。在这些人以外发议论而与之成为共鸣和群鸣的，还有李宗羲说的“千古未有之创局”[7]，罗应旒说的“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8]，曾纪泽说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9]，薛福成说的“亘古未有之奇局”[10]，等等。而郭嵩焘使西归来之后因事赋诗，则曾用“万国梯航成创局”[11]作咏叹，以表达中西交往和交冲所造成的奇异。相比于他的同一辈人，其咏叹之中当然已多了一种个人的阅历。

李鸿章、奕譞、世铎、王先谦、李宗羲、罗应旒、曾纪泽、薛福成和郭嵩焘分属亲王、疆吏、京官、候补道与出使大臣，其各自的见识和取向原本不尽一样，然而他们用来指称世相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倶困之秋”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以“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为背景，其间的每一个词汇所映照的都是从未有过而正在发生的巨变和剧变。这是一种由西方人主宰而为中国人不识的巨变和剧变，因此，与之倶来而最为显目的便是那代人在困境里的周章和徊徨。薛福成曾有一段文字非常典型地写出了这种周章和徊徨笼罩下的心头潮动：

盖事变如此之棘，时局如此之难，皆肇端于此数十年内。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12]

薛福成

这一段文字之所以典型，是因为这一段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那代人心目中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倶困之秋”，从而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当日困境意识的涵义所在和紧张所在。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此数十年内”，士大夫与彼族作往还，已历经了战争与议和，会剿与折冲，排拒堵截与排拒堵截之后的“收局匪易”，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有过挫顿和窘迫，同时是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获得了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都出于彼己之比，因此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的重心都在中西之比。然而以“巢、燧、羲、轩”和“尧、舜、周、孔”为典范与西人“环逼”下的中国相对比而说异同，则显然是中西之比的重心已移到了古今之比一面。这种从横看变为竖看的移易说明，在晚清中国的思想历史里，中国人的认识过程和认识逻辑是先作中西之比，后识古今之比。

由中西而古今，是一个观念变为另一个观念。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显示的是差异，而后者显示的是嬗递，就认识的程度和向度而言，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嬗递所内含的是历史的时序，因此，当“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来描述当时人心目中的巨变和剧变的时候，郁结于他们困境意识的深处，并通过这种困境意识而表现出来的，其实已是他们在屡经扞格之后获得的时代意识了。虽说当时初生的时代意识里还有许多矇胧和悬想，但由此提供的理路，却能够使中国人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比里内涵着的古今之比，并因之而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争的真义和要害皆在古今之异。而后，中国人不得不学着用古今之异来理解和应接中西之争，时人谓之“风会所趋，虽造化之奇，亦若听命于智巧之数，其不能不相随转移者，时也，势也”。[13]

然则以“相随转移”说世局，则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才得以惨淡经营而周延铺展；也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为古今之比所牵引，其追求自强的一路起伏同时又非常艰难地成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但时代意识与困境意识相表里，又十分明白地写照了这种逼扼下出现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在张皇里移来的近代化。逼扼和移来都决定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由近代化促成的中国社会新旧嬗递的漫漫长路将不仅会是多难的和崎岖的，并且会是扭曲的和变形的。而贯穿于其间的则始终是延续于人心中的周章与徊徨。

洋务运动中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2]《洋务运动》（一），第104页。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3页。

[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5]《洋务运动》（一），第116、118页。

[6]《洋务运动》（一），第185页。

[7]《洋务运动》（一），第76页。

[8]《洋务运动》（一），第170页。

[9]《曾纪泽遗集》，第135页，岳麓书社1983年。

[10]《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11]《郭嵩焘诗文集》，第693页，岳麓书社1984年。

[12]《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13]《洋务运动》（一），第71页。

（本文摘自《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杨国强 著，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代表作品有《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008，2014，2017）、《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2008）、《脉延的人文： 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2017）、《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2020）。

内容简介：

从1860年庚申事变（火烧圆明园）到甲午战争清朝一败涂地，短短数十年，关联着千百万人的死亡，几亿人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的变化，而这一切有着何种内在的因果？史学大家杨国强细心体察晚清变局中的史事、人物、因果，从“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吏治失范，绅权扩张，灾荒饥馑，教案四起，晚清呈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景象；开明士大夫援引西法以自强，在"旧邦新造"的努力中却处处是蹇窒困窘。十九世纪的数十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本书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拣选的是近世中国五十年，立足和放眼的，是一个两千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