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过年和传统更新：半推半就，拥抱未来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而辛丑年的春节却有点特殊。因为庚子年的疫情还没有彻底消散，这是第一次，不少人在他乡过年。

每年春节之前，中国人面对的最艰难的“春运”问题，第一次消失了。就地过年的倡导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渴望出现的场景，但这会是最后一次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深入地思考了“就地过年”的细枝末节。

为什么要倡导就地过年，因为农村的防疫体系不够完善。

为什么要返乡过年，因为城市户籍没有全面放开。

就地过年倡导与回家过年的传统如何调和？

响应号召的父母与自己留守儿童分离的问题如何解决？

反向过年的变化会不会带来新的潮流？

循着这些疑问，搜狐“狐度工作室”推出“年论”系列，年轮记载着自然的信息，“年论”述说着社会的动向。

以下是第三篇：《就地过年和传统更新：半推半就，拥抱未来》

文 | 张丰

今年春节非常特别，往年拥挤的春运列车，如今空空如也。有些视频中，一列车厢只有几个人，在往年这可能是除夕夜才有的现象，那是最后一拨倔强地要赶回家过年的人。

春运大军成为地球上一道景观，让人感叹中国人对“回家”过年的信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去30年的央视春晚小品，每一年都会有这个主题。它塑造了一个共识：过年应该“回到老家”，和父母在一起。其实，这种传统也是相当新的体验。它的一个前提是，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进城务工的出现，人们才大量“奔赴异乡”，这样“回家”才变成一种潮流。

2021年2月11日，由石家庄返回老家天水的一家六口

在此前的几十年，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绝大数人都一直“留在当地”。农村人一直在农村，工人在城市，而农村城市两处跑的人很少。即便是80年代，能够到大城市务工和求学的人，也是极少数。正是这种长期固守故土的生活，培养了人们的故乡观念。

如果我们把时间段再放长一点，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刚好100年前的1921年，鲁迅创造了《故乡》。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他本人的经历：在大城市买房安家，回到老家变卖家产，把母亲也接到城市居住——这个故事，很好地预言了当下很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鲁迅对春节（旧历新年）没有多少好感。几年后，他在《祝福》的开头写道：“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看起来像是赞美，读到后面却发现是一个诅咒，因为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祥林嫂的悲剧故事。《祝福》里的主人公，其实还是《故乡》里那一个，虽然回了“老家”，但是房子已经没了，也谈不上“家”了，所以他对故乡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冷峻。

2017年2月7日，合肥火车站站台，一名男子和年幼的孩子将手贴在玻璃上告别。

20世纪30年代，鲁迅写过一篇《过年》的短文，这篇文章中鲁迅讲了自己连放三天鞭炮的事。这可能和他当父亲有关，但是文章的主旨也讽刺了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很多人认为过旧历年是“国粹”。这篇文章的末尾，鲁迅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

这真让人吃惊。在那个时代，鲁迅当然是前卫的，二十多年“不过旧历年”，已经足够说明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们能躲过过年这样的日子，只不过是说明100年前的中国知识精英，并不太把“回家团年”当回事。他们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新文化”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说鲁迅就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所谓传统，可能只是某一个阶段人们的创造，是经济、社会发展决定的“生活共识”。1990年代开始兴起的“春运”，既是和人们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有关，也和此前几十年几代人都固守在一方土地、人口缺少流动有关。

实际上，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回家过年”的执念已经开始出现松动。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买房定居，建立自己的家庭。越来越多的“新夫妻”，两口子分别来自不同地域，回哪一个“老家”过年，成为一个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利用难得的七日长假到外地旅游，“春节旅游收入”已经成为统计部门的常规课题。

就拿春运来说，尽管由于疫情防控让春运盛景在今年彻底消失，但是在几年前，春运就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迹象。随着高铁和高速公路的迅速普及，“春运”已经不再是媒体关注的“大新闻”了，在火车站，也很难看到过去那么拥挤的场面了。

2021年2月11日，大年三十除夕夜，广州火车站旅客稀少。

在网上，关于回家过年的“吐槽”也越来越多。每一年的“春节返乡文学”中，我们都能读到不少困惑和厌倦。人们开始像鲁迅那样，对故乡不再客气。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关过年的“传统”，本来就处在变化、动荡甚至瓦解之中。

尽管怀念故乡的年味终究是一种美德，但是“传统”的变化，却也并非坏事。换一个角度看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诞生。我们可以选择拥抱或者半推半就，一边怀念畅饮，一边畅想未来。